麻将是一种传统的中国游戏，这种在古代就有的游戏不仅在中国境内受到追捧，到了国外也十分受欢迎。

然而，麻将对人们的影响从它出生的那一刻就有了争议，有人说，打麻将可以放松心情，甚至提高智力，但有的人却认为它让人们沉迷赌博，虚度光阴。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棋手胡适对中国人在麻将上的时光消磨非常气愤，他曾经说：“哪一个长进的民族，肯这样葬送精力和光阴”。

但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他持有相反观点，他曾将麻将与《红楼梦》、中医并列，称之为中国对世界的三大贡献。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胡适与麻将

胡适非常痛恨打麻将，他与麻将结缘，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夫人，江冬秀。

1917年，因《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而小有名气的胡适返回故乡与江冬秀成亲。

新文化斗士要娶一个小脚小姐，很多人开始嘲笑胡适表里不一。胡适也十分气愤，但他对母亲十分孝顺，最后还是按照母亲的意愿结了婚。

但婚后与妻子的生活习惯，真的是天差地别。

胡适喜欢“书架”，江冬秀却喜欢“麻将桌”。

婚后，胡适也在夫人的影响下，上了麻将桌。

他也不是经常打，而是被江冬秀在“三缺一”等情况下硬拉上去“凑数”的。

事实上，胡适本人对麻将这种游戏持有反对态度。

他认为，麻将是继鸦片、八股、小脚中国“三害”之后的“第四害”。

胡适给出的理由也十分充分，他结合生活实践，发现中国的“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打麻将的群体实在是太广泛了，几乎到了误国误民的程度。

胡适还做了一个粗略的估算：当时的中国每天大约100万张麻将桌被支起来，以每桌8圈，每圈半小时计，每天就有400万小时的时间被浪费掉了。而这分摊到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每个打麻将的人平均每天都要浪费4小时，去做这种事情。

在他看来如果中国人将这些时间用在学习、工作上，那么国家和社会将会因此大受影响。

胡适虽然十分厌恶麻将，但他对麻将的研究一点可不少。

他用学术研究的方法调查出了麻将的“前世今生”。

根据考证，胡适得出结论，麻将应当是由明代的马吊牌演变而来，这种游戏在清代经过加工再演变成今天的麻将牌。

在研究的过程中，胡适还得出了一个结论：明亡或许和马吊牌有关。这个结论与“清亡或许和鸦片有关”的内在逻辑有相似之处。按照这个逻辑继续推演下去：“麻将于国无利”的结论也就不难得出了。

似乎当时中国落后的面貌都是这一游戏造成的。

但胡适万万没想到，他所厌恶的这种消磨时间的游戏却在西方大受欢迎。

他在海外留学时，见到西方国家的书店里有专门讲麻将的书籍，在俱乐部里有麻将这种游戏存在，甚至当时的留学生还可以通过给别人当麻将老师而赚取生活费。

这种现象虽然令胡适大跌眼镜，但也不得不承认麻将的独特魅力：“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那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将军。”

又过了几年，当胡适再次远赴欧美国家游历时，看到当地人将麻将束之高阁，不再占用他们的时间了。

对于这种前后反差，胡适给出的解释是，“勤劳奋斗”的民族不会受麻将的蛊惑，只有那些“不长进，不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废光阴”。

胡适将自己的见闻整理出来，是希望能警示国人，珍惜时间，不再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种游戏上。

然而，他既无法教得了世人，也教不了自己的妻子。

自从胡适结婚后，他不管走到哪里，他的夫人江冬秀就把牌桌支到哪里，偶尔夫人需要，不善此技的胡适也必须出现在牌桌上，做好自己的“替补”工作。

“貌比潘安，才比子建”，敢于振臂一呼，“反对旧文化”的胡适为什么要如此顺从一个女子？以至于还要参加自己一向反对的麻将活动呢？

“反麻斗士”在临终前还要打麻将？

胡适或许顺从的不是麻将，而是他的夫人，江冬秀。

这位包办婚姻下被迫娶来的妻子性格十分强悍，她的泼辣十分有名。

1923年，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期间与曹诚英擦出爱的火花，他在徐志摩的“现身说法”下，动了离婚再娶的念头。

他鼓起勇气向原配江冬秀提出离婚，这位夫人听罢，二话不说，就拿起刀架在自己两个孩子身上，以自己和幼子的性命相逼，胡适被江冬秀的阵仗吓坏了，离婚之事就再不敢提，无奈斩断了自己与曹诚英的姻缘。

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终究不是江冬秀手中菜刀的对手，向往爱情的风流才子被迫放弃爱情，胡适对江冬秀是有畏惧之情的。

无法追求所爱的胡适自然是受到了徐志摩的嘲笑，他笑胡适于“江氏之外不敢造次”。比不得自己，在欧洲抛弃孕妻张幼仪，不顾世俗眼光将尚为人妻的陆小曼追求到手。

事实上，在当时改朝换代、新思想盛行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上对离婚的人抱有宽容的态度，尤其是那些从包办婚姻中解脱出来的人。

离婚会被看做是勇于突破传统枷锁，是值得人们学习和尊敬的。徐志摩当年鼓起勇气离婚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进行的。

胡适要是离婚，与自己的“真爱”在一起，说不定会成为当时的一桩美谈。

但他终究没能走上徐志摩的路，他只能在口头上支持一下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而就连这种口头支持，也要承受江冬秀的责骂。

胡适到底是立场坚定的，他再害怕江冬秀，也不肯放弃自己的立场，当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时，胡适应邀前往担任主婚人，完全不顾自己怒目相对的妻子，彰显了一回“男人本色”。

事实上，江冬秀对胡适的态度十分顺从，作为一名在旧式教育背景下长大的女性，她一生都践行着：“夫为妻纲”的传统旧道德。

她在日常生活中悉心照顾胡适的饮食起居。

凡是胡适爱吃的菜，江冬秀都会用心学习，直至掌握到炉火纯青的水平。家中一切琐事，江冬秀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从不让胡适操心，更重要的是，江冬秀有着十分清醒的头脑，她知道政治水太深，从不肯让胡适当官，反倒是支持他走学术的道路。

正是这些优点，让胡适有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他可以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事业。

总的来说，江冬秀一方面有雷霆手段，另一方面有温柔体贴，深明大义，两相结合，就让自己风流多情的丈夫与自己白头偕老了。

江冬秀的嗜好——麻将，也数十年如一日地在他们家中生存了下来。

在与胡适结婚后，江冬秀就将牌桌支了起来，她知道不可打扰丈夫学习工作，于是就会将牌桌支在距离丈夫房间最远的地方，胡适的学习与工作完全不会受到噼里啪啦的麻将声打扰。

这位对麻将消磨时间深恶痛绝的文人，在夫人的影响下也走上了牌桌。

他的牌技十分拙劣，几乎没怎么赢过，一次甚至在牌桌上输到要开三十元的支票。

要知道，以当时的物价水平，三十元可以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胡适在牌桌上受此大挫，却还是会坚持陪夫人打麻将。

胡适这位“反麻斗士”把打麻将这件事坚持到了他的晚年，甚至在他去世前几天，他还在筹划，要购置一处新的寓所专门陪夫人打麻将——因为他们当时住的单位不允许打麻将。

麻将消磨意志，浪费时光，但夫人喜欢，胡适也就尊重并且顺从了这个习惯。

当年那些不看好胡适婚姻的人或许怎么也不会料到胡适会为江冬秀让步至此。

不过，胡适自己或许早就给出了答案：“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婚姻）最讨便宜的了。”

“反麻斗士”终成“麻将斗士”的原因已经解开，但胡适留下的反对麻将的观点却发人深省。

这种历史悠久且风靡全世界的娱乐方式真的就一无是处吗？

毛泽东与麻将

与胡适对麻将持有反对态度不同，毛泽东对麻将的看法充满了哲学智慧。

他将麻将与中医、《红楼梦》列在一起，并称为“中国对世界的三大贡献”。

毛泽东与麻将结缘，是因为他的肩周炎。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肩周炎病发，一度影响到了他的工作，这种病一时半会儿痊愈不了，急得当时负责毛泽东的医生们焦头烂额。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保健医生朱仲丽（王稼祥夫人）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打麻将。

朱仲丽的理由也很简单，她认为，根治肩周炎的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要活动肩膀，麻将的洗牌和摸牌过程正好可以达到锻炼的效果，她于是就每天去和毛泽东打麻将。

刚刚收到朱仲丽的建议时，毛泽东并不是太愿意打麻将。他也像胡适一样，认为打麻将这种娱乐活动太浪费时间。但他又很清楚朱仲丽“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就选择“遵医嘱”，参与到了麻将活动中来。

朱仲丽经常坐在毛泽东的“上手”，给他喂牌，她希望毛泽东能保持对麻将的兴趣，进而多活动活动手臂。

毛泽东当然看出朱仲丽的意图了，他调侃道：“如果是开赌场，只要朱仲丽坐在我的上家，我敢下注万万元，必成大富翁。”

事实上，朱仲丽“喂牌”的举动有些多虑。

虽然一开始担心打麻将会浪费时间，但在开始打麻将不久后，毛泽东就从麻将中总结出一些智慧来。

毛泽东认为，麻将总有输赢，打牌的人不应该，被输赢所左右，应该应用智慧，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最终反败为胜。

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就算是打麻将这一件小事，毛泽东都能应用辩证法来分析。

他将哲学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观点联系到麻将上。

毛泽东还将打麻将比喻为“搬砖”，麻将就是“砖头”，而打麻将的这个游戏过程就是在“搬砖”，只不过，这个“搬砖”的过程不是毫无章法的，必须在规则之下才能顺利完成。

要完成这个任务，参与者必须动用自己的智慧。

他就在打麻将的过程中，一边放松，活动肩膀，治疗自己的肩周炎，另外一边，则从中总结智慧，磨炼自己的心态。

除了朱仲丽外，毛泽东还经常跟着在华的日内瓦医科大学博士马海德夫妇一起打麻将，这位外国友人不会向朱仲丽那样给毛泽东“喂牌”，反而会故意抓着毛泽东要的牌不放，就为了引得他和自己在牌桌上“争吵”进而达到为毛泽东放松紧张情绪的目的。

而毛泽东也知道这一点，他并不介意马海德在牌桌上的“没有眼色”，反而很感谢马海德的用心，经常和马海德夫妇一起打麻将。

毛泽东还曾经将麻将术语作为暗语，巧妙地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刘斐沟通。

1949年，刘斐随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期间，刘斐对早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失败心知肚明，但他一时半会儿还拿不定主意弃暗投明。

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他问毛泽东：“打麻将喜欢清一色好还是喜欢平和？”

毛泽东回答：“喜欢打平和、还是平和好，只要和了就好。”

刘斐立即心领神会，回答：“平和好，也有我一份。”

于是，刘斐就留在北平。

从治疗肩周炎的一剂“药方”，到与国民党高级将领沟通的一种“暗语”，毛泽东与麻将的故事似乎告诉我们了一个道理：

麻将只不过是人类发明出来的一种游戏而已，它到底是消磨人的意志，还是能启迪人的智慧，都看得是参与其中的人，而不是那副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