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作家的武汉日记，65岁作家的武汉日记原文

《武汉日记》作者方方

3

卖国的动机与西方的操弄。

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三个时间段。

第一个时间段：即方方开始写日记的时间。武汉1月23日开始“封城”，方方立即中断了一部中篇小说的创作，于1月25日开始写日记，也就是“封城”的第三天。

第二个时间段：即方方日记的截止时间。方方日记截止于3月24日，写作时间正好两个月，写下了60篇日记。

第三个时间段：即方方日记在国外出版的时间。武汉于4月8日“解封”，而就在“解封”的同一天，方方日记在美国以英、德、法、日多种文字同时出版发行，此时间与她日记截止时间只有14天，并将《方方日记》改名为《武汉日记》。

以上三个时间段，说明了五个问题：

第一，方方日记从“封城”的第三天即开始动笔，并确定“日记”这种体裁，因为这种体裁更能体现纪实性和亲身经历感。也就是说，方方的动作之迅速、确定这种写作体裁的选择，极为不同寻常。

第二，按照常规，方方日记既然以“封城”之时开始，那么也应该到“解封”之日结束。但是，方方为什么只写到距“解封”还有14天的3月24日就结束了呢？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这个时期之后，武汉的疫情已完全被控制，全是胜利和喜庆的消息，这对方方来说，已没有了任何意义，她找不到“恐怖”、“灾难”的信息源了，所以她的“纪实”就到此为止。二是日记的出版目的在于时效性，有人已经迫不及待了，要赶在已预定的时间尽快出版，所以只能提前结束“日记”写作，尽早进入翻译、出版程序。

第三，从“日记”截止日到出版信息发布，时间仅有14天，这完全超出了一部书籍出版的正常程序，可谓创造了“世界奇迹”。

第四，《武汉日记》作为一部作品，同时在美国以英、德、法、日文多种语言同时出版发行，这在世界出版史上恐怕是史无前例的。

第五，《武汉日记》为什么选择在中国战胜疫情的胜利日、武汉“解封”的当天，同时宣布在全球发行，可见时间掌握之精准、筹划过程之精密，这般操作是非一般机构听能做到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出版机构对书面的“精心”设计和宣传词。

《武汉日记》是由全球最大的出版商之一、美国哈珀·柯林斯集团出版。该出版社创立于1817年，总部设在纽约，旗下分公司遍布于世界各地。

出版社首先把《方方日记》改名为《武汉日记》，于4月8日在全球最大的网络销售平台——亚马逊网站，以英、德、法、日文同时在全球销售。推销词为：“来自新冠疫情源头的报道。”

这里面有三个“陷阱”：一是把《方方日记》改名为《武汉日记》，把个人笔记标注为地域日记，把个人行为地域化；二是向全世界标明了新冠肺炎疫情发端于武汉，来源于武汉；三是把“日记”说成是“报道”。所谓报道，通常是指发自现场的真实景况，这样就把《武汉日记》作为是疫情现场的真实记录。

我们再来看看《武汉日记》的封面设计。

《武汉日记》英文版封面中间的配图，是方方在其日记中编造的“满地无主的死者手机”谣言的图片。稍有点出版营销常识的人都明白，在一本书的封面所配的图片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这个配图描绘出了一幅疫情十分悲惨的画面。

英文版《武汉日记》画面

《武汉日记》德、法、日文版的封面，全部用了红色作为封底，标题用了黄色字体，特别是在中间佩戴了一只黑色的口罩，把武汉作为病毒发端之地、疫情来源之地。

这里巧合的是，就在《武汉日记》在全球发行之时，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甩锅”和“索赔”即随之而来。西方一些国家领导人和舆论媒体以《武汉日记》中记载的所谓“火葬场满地死者遗弃手机”和“广西援鄂护士去世”的内容为“证据”，普天盖地地指责中国“隐瞒死亡人数”、“掩盖疫情”、“向世卫组织报告不实信息”等等，并蜂涌而止地向中国提出“索赔”要求。美国提出要起诉中国，企图没收中国的1.1万亿美债，并要求中国赔偿20万亿美元；英国要求中国赔偿3510亿英镑；印度通过联合国向中国提出20亿美元的索赔要求；还有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都提出要向中国索赔。这一系列闹剧，给中国的外交一时间带来了很大的困挠和麻烦。由此可看出，方方女士与西方政治势力配合何等默契。

4

国人的质疑与荒谬的辩解。

《武汉日记》在美国出版一事的消息公布后，国内與论一片哗然，立即引起了全体国人的愤怒，在质疑、批评、谴责声中，方方女士不仅没有丝毫悔意和歉意，反而千方百计地进行辩解和辩护，并做出种种假象欺骗国人。

下面，我们就来对方方的种种辩解进行厘清。

极力为自己辩护的方方

一是关于国外出版机构是否事先约稿的问题。

方方辩解说：武汉“封城”以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一，《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通过微信向我约稿。程主编对我说，全国都关注武汉的疫情，封城之后武汉人的生活状态，我们想组织几个作家，写个“封城记”，就写写日常生活，面对疫情灾难的态度，不知有无兴趣。我回答说：我不能确定，我先记录着再说。

这里，方方只说了国内的约稿，而只字不提国外的约稿。对于方方的这一辩解，我们提出两点质疑：一是程永新主编约稿的当日，方方已经开始动笔写当天的日记了，这与程的约稿有关系吗？二是程主编约稿的名字是《封城记》，并没有确定以日记的方式记录，而方方为什么这么快就确定下来这种体裁了呢？所以，这种辩解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

而真实的情况应当是：《收获》杂志程永新主编约稿不假，但可能有更早于程主编约稿的人，这就是海外出版机构。对此，方方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经意间透露了相关信息，她说将日记翻译成英、德两文的白睿文（中文名）和阿克曼，都是我很好的朋友，其中白睿文和我相互关注各自的微博和微信，联系起来很方便。

二是关于方方事先是否有出版计划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武汉日记》于4月8日由全球最大的出版机构——美国哈珀·柯林斯集团在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平台——亚马逊公开销售发行。而在此之前的3月30日，即她日记“封笔”后的第6天，她还在微博上发文称“我自己目前是没有出版任何一本与疫情相关的书”的计划。可是，仅仅过了9天，《武汉日记》赫然在美国出版发行。难道在短短的9天时间里，就完成了授权、审稿、校对、定版、排版、封面设计、序言等一系列工作吗？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方方女士为什么要向国内媒体隐瞒出版计划呢？这中间的阴谋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三是关于改书名是因为“自己不懂英文”而造成的问题。

方方《武汉日记》书名的改动，是西方操弄的一大阴谋，其险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目的就在于把个人记录地域化，企图把新冠肺炎疫情的发源地强加给武汉。面对国人们愤怒地指责，方方对此辩解称：“三月初，我为图省事，将全球版权授权给了代理人。……英文封面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我因为并不懂英文，所以没有想到过标题会改动。”

方方这种辩解的“理由”，简直是贻笑大方。试想：方方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出书人，对于书名改动这么重要的事情，能不经过本人同意吗？即使自己不懂英文，那么代理人也不懂英文吗？代理人能不向作者本人报告并征求意见吗？

所以，方方的辩解是在愚弄国人，欺骗公众。

下面，我们再来辨别一下方方“捐稿费”的障眼法。

面对全国人民的质疑和声讨，方方似乎为了平息人们的情绪，于2020年4月11日在微博上公开宣布：她出版日记的所有收入，都将捐献出来，给那些最需要的医护人员。

时隔一年以后，即2021年4月24日，也就是方方《武汉日记》“封笔”一周年的日子，“二湘的十一维空间”发布了一篇文章，说方方“武汉日记外文版的一百二十万人民币稿费，她在一个基金会的帮助下，都捐了出去”。

人们对于这条模凌两可消息的真假产生了严重质疑：一是当初是方方亲自在自己的微博上提出将稿费捐出的，而正式捐款这么大的“好消息”在自己微博里只字不提，却通过“二湘的十一维空间”来宣布，不符合方方“高调捐款”的常理。二是这笔稿费究竟捐给谁了，到底是哪个基金“帮助”的？捐到了谁的手里？哪些人是受益者？都没有明确，更不符合常规。

始终不认错的方方

当我们介绍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无法控制强烈的愤怒情绪。事件过去已经两年多了，在全国人民一波又一波的批评和责问面前，作为“肇事者”的方方，除了满嘴谎言的辩解和遮人耳目的表演之外，始终坚持“死不认错”，至今没有向全国人民说一句道歉的话，并且谩骂质疑她的网友，说什么是“红粉”、“脑残”、“文革遗风”、“脑子不正常的人”等等，并不知廉耻地要求网友“要给老娘道歉”等等，其作派何等之猖狂。

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诗：“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作为一位人民的公敌、作为一个与国外政治势力同流合污的卖国者，在法律尚未惩治她之前，我们只能用手中的武器，继续深挖内幕，继续穷追猛打，最终将这些民族的败类扔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