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解答
比较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具有相当独特的本质特征,它能够无限趋近、贴近和符合“自然生态性”的发展要求,而西方文明则难见其满足“自然生态性”的特质倾向。换一句话讲,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最显著的基础本质,是其天生的“自然生态性”。
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大河文明”唯一的资格代表者,中华文明是一种其他任何一个文明体系无可比拟,无可望其项背的独立存在,中华文明具备了独一无二的可持续、可循环性发展的动能和潜力。玄机妙处就缘于,中国人自古以来主张的“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理念。
“有机整体”,就是构成整体的各部分要素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并集合在一起形成不可分离的体系。系统中每一个要素,就其单独功能而言是有限的,但每一个独立的要素却又是系统所必有的要素。就整体系统而言,缺少了任何一个要素都难以发挥整个系统的功能,任何一个都不能遗漏和缺失。
天地宇宙中,自然生态环境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功能齐全,有序运作的有机整体,完全是得益于拥有一个“有机整体”的体系,并且此有机整体维持和坚守一个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中心”或“核心”角色:“道”自然规律,或道的全权代言者“水”。读懂了水,你或有可能读懂、读透彻、读明白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奥秘和精髓之处。
水,不难理解其是“道”自然规律的理想代表者。在中国人的认知体系中,水在“形而上”道的哲学领域本意和含义,可以表述是“人民”或“人民的整体利益”。“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统治者像似是一条船,而广大的百姓大众犹如江河之水,水既可以把船托载、承担起来,也可以将船掀翻、淹没掉。
水在“形而下”器术的科学技术范畴里,可以理解是“财富”或致富的机会或途径、方式。财富如“水”,即是讲“道”自然规律或“水”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独特功效,就如同“财富”在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功效一样,作用高度相似一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缺了钱又是万万不能的,求财爱富无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进一步讲,农耕文明时期土地就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是财富的天然源泉。但是土地,尤其是平原耕地大都是由河流冲积而成,而且河流的形状、流向又对土地面积的增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就把动态的流“水”视作是“财富”创造和拥有的代名词和同义语。
水是一种灵动的实体物质,随着外界环境的规范、限制而时常流变,财富也就像水一样来去自如,匆匆而来,悄悄而去,去留无痕。财富的积极正面意义,与水完全相似和相同,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围绕着一个自然循环流动变化的动态水系,势必形成一个独立运行的生态链圈基地孕育、养育万千生命;同理,一个和谐的社会组织、治理形式,也理应保全和维持财富的合理循环,轮转流动。
财富如水,流则不朽,不流则腐。财富像水一样,从不固定在某个地方静止不动。有缝隙的地方,它们就一定会找到空隙流经过去,有障碍的地方,它们也可以想办法绕路,周旋流转过去,就是千万不能让财富或水变成“死钱”和“死水”。再说财富和水皆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故更没有理由限制、框住其周转、流动和循环。
鉴于对“自然生态”环境现象的剖析、观察和体认,可以这样判断、结论,一个健全和健康的自然生态圈,或人类社会生态圈的最基本、基础体征,首先必定是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体系,其次是公认和推举一个“中心”或“核心”,最后是确保和促进“水”或“财富”的合理顺畅流动,绝对不能允许断流和断链的不幸事件发生。
坦率讲,采用如此符合“自然生态”发展要求的统一性标准来设计、构建一个话语体系,完全是依照“天之道”,而非“人之道”,本身既有的自然属性要求办理事务,最终构筑起一个全新的“自然生态”标准衡量理论体系,即除了西方式话语体系之外,新创一个东方中国式的话语体系模版,和理论体系标杆。
中国式话语体系,是能够最大限度彰显和展现“天之道”自然生态属性的内在性要求,而强烈拒绝过往西方话语中习惯以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或地缘战略意图划界分群的唯我独尊“人之道”陈旧做法。“道”自然规律或“水”,充分尊重和尊敬它遇到的所有生命物体,从不偏心和偏袒任何一方,公平待人处事。
无论东方或西方,古代或近现代,又或是被称作这样那样的所谓“民主”或“非民主”体制。凡是一个社会组织治理形态,衡量其最合理、公正、文明的,也是唯一能够恒久服众的正确评价标准,是检讨、审核其多大程度上满足“自然生态”属性的要求,即多大程度契合和满足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而非是以“实力”大小和强弱标准论道,论说对错好坏。
基于“自然生态”性理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式话语体系,能够百分之百完满地解决和回答西方式话语权中缺失“形而上”道部分的严重问题,西方人在“形而上”道和“形而下”器术两个领域,仅是合用、混用一套资本至上的“丛林法则”,统领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资本去搞定、平定所有,现实结果早已经证明此路越走越窄,越走越无路可走。
中国式话语体系框架下,“形而上”道和“形而下”器术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各自分别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和规则限定、规范。“丛林法则”对应和对标“形而下”器或术的范畴,竞争甚至残酷、激烈的竞争必不可少,当然这也被广泛理解和接受;而中国人率先新创的“水法则”限制和规定“形而上”道的领域内容,良性竞争与社会公平,必须得到兼顾和平衡。
水法则:“水,柔软亲和、刚柔一体、柔中带刚、刚中见柔、以柔克刚、变化无穷。”水不仅有刚的实力,更具备有柔的巨大力量,并且水最终能够以柔克刚;水有刚柔两面属性,刚柔两性可以互相转化、交替呈现,变化无穷。“水法则”讲的是自然界中“水”的独特性质和体征,以及从中包括和内含的哲学文化启示。
中国人新创的“水法则”,是相对于西方人主张的“丛林法则”而独立存在的一项规则,对标和对应“形而上”道的范畴。人类主动桃战自我,肉身虽处在动植物链圈,但价值伦理和文化思想的境界必须,也必然跳出现有的生存环境,最大限度地摆脱和消除“动物禽兽”之性,进而趋向更高文明的方向演进。
平心而论,“水法则”所阐述和覆盖、包含的广泛内容,以及其适用“形而上”道的部分本身,就是一种对于西方固有的话语阵地的突破和冲击。因为,中国人率先发现、探索和新创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水法则”能够完全弥补原“形而上”道的领域里缺乏合适价值伦理体系的空缺,纠正了西方话语权“丛林法则”到处误用、错用的不妥做法,适者安其位。
了解和理解透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底层逻辑,和哲学思想体系之后,再回过头讲解和诠释中国的“历史轮回论”和“中国模式”的合理性,以及回答诸如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都干得好,想干什么就能做成什么,以及为什么“中国崩溃论”正在崩溃、消失,和所谓的“历史终结论”没有终结等问题,至少拥有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去言说、理论。
坦率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轮回论”有那么的不正常?有那么多的责难,而令国人难堪,却极其不容易解释其中的道理?其实,以自然生态环境演变的角度观察,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随时间变化,呈现出螺旋式的循环向前、向上运动,反而是百分之百符合、贴近自然生态体系可持续、可循环发展特征和要求的具体表现。
毋庸置疑,自然生态世界中,周而复始、运动不止的周转、轮回和循环现象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太阳每天东升西降,日夜更替不休;地球绕着太阳公转,且地球自转;汪洋大海潮起潮落,潮涨潮退;春夏秋冬四季轮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年复一年如此循环和轮回运行,永无止境。
自然规律“道”的作用下,阴阳交互致中和,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缺一不可 。生死、有无、虚实、动静、吉凶、利害、得失、上下、左右、前后等,无一不形成闭环流转和轮动,循环周转是自然界中的常态现象。紧随自然生态的机理和节拍运行,中国呈现“历史轮回”的现象,又有什么不妥之处,或有惊讶不解之虞?
况且,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循环往复过程。量变中蕴含和孕育着质变,质变则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同时又开启了新的量变循环过程。新的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可能引起新的质变,如此交替,循环往复,不断转化,演进不止。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轮回”现象,表面上看似不间断的朝代和当权者的更替和变动,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却一以贯之地保持原样不动,历史似乎被封存、静止了那样,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进行轮回、循环。但是,事实上它则处于一个不断量变,积累能量的过程之中而已。
“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一旦选择和确立了一条正确的符合“自然生态”要求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华民族便不再打算更改,并且一代人接棒一代人,世世代代传承坚守始终。国家的执政者干得好,百姓大众授权一直可以持续执政下去。干得差,就换一拨人,改朝换代后继续向前赶路,完全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政体和国体。
自然生态体系中,周而复始的循环发展机理恒定,“道”就是如此规定的。至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某一个特定朝代经历的兴起、发展、繁荣和衰落轮动和循环,各具特色,各有各的精彩之处。但是,其成败和兴衰的道理,却如同一辙,高度统一。恆定的、不可逾越的标准,则是要求整个体系循环周转的各个环节,环环相扣,层层相连,不能够容忍和允许犯错,发生断扣、断链。
“成也萧荷,败也萧荷。”任何时间段、任何一个朝代的掌权人、执政者组织和治理国家和民族成功之处,与失败之处的内生基础原因,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尽管有战争、瘟疫、灾害、饥饿等天然劫难的造次和羁绊,但“人祸”泛滥肇事、生事始终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历史责任一方。
无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中的朝代更替,或社会形态转变、提升层级,如像“奴隶社会”转型“封建社会”,或“封建主义”社会转型“资本主义”社会,其生成变革和轮动的根本动因,主要都是因昔日旧有的当政者未能公正地处理好社会活动中的“分配”环节问题,人为地催化和加重了天灾的程度、烈度,进而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难有意外。
倘若一个社会组织形态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链中的分配环节出现问题,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且此问题严重到无可救药和不可挽回的地步,即循环体系的淤塞点、堵塞点和阻断点没有机会被连接、修复和贯通,非公正和非公平社会体系的崩塌和裂解也就在常理之中。
马克思《资本论》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非合理性,和其终将被历史淘汰、替代掉的前途,不以人的意志和偏好为转变、更改。一个由私人拥有资本财产的经济系统,经由个人的决定进行投资,以及价格、生产、销售产品主要由自由市场所决定的运作方式,带有强烈的剥削性。
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无序扩张,产量的高速膨胀和广大劳工阶层的有限收入之间,不可避免地生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进而持续性固化、激化贫富之间的阶级矛盾和生死斗争。资本主义政、经制度的崩塌和消亡,讲到底还是因为其天生没有能力解决好社会财富的“分配”环节的问题,引发人类社会“生产、分配、消费”生存链的断裂危机。
一旦开创和启用了以“自然生态”理念、标准和法则议事论理,中西方哲学文化思想体系中,便有机会增加多一种评价人类历史进步的共同性标准和法则说辞,非合理、非公正和落后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将不可避免地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必定是一个更加符合自然生态机理要求的社会发展模式。
至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全体人民上下前后花了2000多年时间,一路实践不止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公营私营”结合的混合经济制度,即中国模式,或称作中国式发展道路,正是基于“自然生态”的理念,仿学自然界多元、多极元素并存,建构起的一个开放、包容、独立自主运行的人类社会有机整体。
无论在理论思想或实践成就的领域,中华文明的“自然生态”性本质特征,与西方文明相类比得到的结果,或将超出一般普罗大众的印象和想象。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杰出贡献,绝不仅限于“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和造纸术等一大批“形而下”器术方面的自然科技成就。
中华民族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却是集中在“形而上”道的哲学思想领域,或称社会科学领域。假设一定要在“形而上”道与“形而下”器、术两个领域中做一个优先选择,中国人宁可选择一条更加具有挑战性的艰难道路,即舍简单的自然科学,挑选复杂的社会科学之路行走,率先在人类的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创新领域中探索和突破。
当然,中国人特别注重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创新,并不意味就轻视或忽略自然科学的基础创新。近现代的“工业革命”率先产生在西方,西方人暂时在自然科学基础原创方面领先中国,并不是一件不合情理之事。况且,中国人也曾经在农耕文明历史时期,全面领跑世界1800多年,他们也没有蛮横、轻蔑他人,现如今中华民族更是在全力追赶西方科技,择机高速超越。
尽管世界上绝大多数西方人,和一部分受西方思维影响的中国人至今并不十分了解、认知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的合理性、先进性和文明性,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几千年来从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正确途径、方法探究中国文化的精髓,结果就是误读、瞎猜和胡编一套说辞,描述他们虚幻想象之下的中国故事。中国人坚持不懈走自己的路,对西方的杂音和糟音似乎也并不太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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