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军,不姓高,姓蔺。从我们认识的那天开始,我听大伙都叫他高军,也就顺口叫了。
直到两年后,我第一次给他转账的时候,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那些年,我做大理石生意,他做石材安装,前期我们都是现金结算,转账之前也从未关注过他的真实姓名。。
后来虽然知道了,但已经叫顺口了,也就“高军,高军”的这么叫了下来,丝毫没有违和的感觉。
高军是山东菏泽人,来到天津的第一份工作是保安,在房产公司做引导员。
他入行到石材这个行业,就不得不说他做石材安装的姐夫。
在高军来天津之前,他姐夫在天津已经做了好些年石材安装。
石材安装是个辛苦活,又脏又累,但是赚钱,说起来也是个不错的营生。
他姐夫吃苦耐劳,性情温和,人缘维护得不错,安装活做得也多。
但他有个致命的短板,好赌,直到有一天赌到要跑路的地步。
临行前,把一个业务手机交给高军,告诉他接下这个营生,能干好就干着。
从此,保安高军转身成了石材人,手底下带着几个工人,转战天津的各处工地。
在那个不缺活的年代,我和高军产生了很多交集,他干活认真,我讲究诚信。
就这样,我们有幸在房地产的黄金时代一起经历过很多,也赚了点小钱。
但是,从2016年开始,我逐步退出建材领域,直到2018年完全退出。
从2018年开启了我的餐饮征途,在此期间,我们偶尔还有合作和交流,但频率明显不能跟以前相比。
到了2019年,我在朋友圈里看到高军加盟了杨靖宇黄焖鸡米饭,等到开业的时候,我给转了个666红包。
他不肯收下,我只好打去电话,说是这是恭喜发财的好意头,他才勉强收了。
后来,我路过胡家园的时候,曾去他店里坐过两次,也聊了很多餐饮的话题。
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说:“干餐饮前,万儿八千的小活都看不到眼里,自从干了黄焖鸡,多大的活都觉得能干。”
谁说不是呢?黄焖鸡米饭,堂食每天买个五六十份,也就千把块,美团卖个七八十份,每份赚三块。
门店虽小,一个月人工、水电、房租差不多一万五,忙忙活活下来,也就比打工强一点。
店里是高军媳妇和亲戚盯着,他不忙的时候打个下手,后来忙不开了,又雇了个师傅。
“没师傅忙不过来,有师傅根本就不赚钱。”他跟我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也不知道怎么搞!”
这个问题还没来得及解决,疫情就来了,经过前半年的沉寂,那天我看到他在做转转小火锅开业典礼。
我打电话过去,问他是不是店不干了,他说还干着,晚上没有单,加个自助火锅增加营收。
那个阶段,我的火锅店虽然也受到冲击,但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并且在2020年的整体表现还不错。
作为同行,我心里非常清晰转转小火锅的痛点和命门,但又不能跟兄弟说那么直白,再说又是个补充项目,盈亏都不打紧。
转眼间,我忙着抗疫,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的饭店关门大吉,又在别的路径上重起炉灶,我们之间的联系基本上就断了。
但在昨天,我看到高军发朋友圈了,转转小火锅又换成了自助酱骨头火锅。
我估计,因为店里生意不好,但还不至于赔钱,就这么凑凑合合,还在试品。
这次我没再打电话过去,现在是天灾人祸,生意已经超出了商业逻辑的理解范畴,更何况我自己也还在苦海中挣扎。
多说无益,多想无益,还是尽可能的多做点实事,尽可能保住自己的基本盘不至于崩坏。
除此之外,还能怎样?我估计高军的石材安装最近几年也不很好,房地产行业已经糜烂至此,现在有个活也不敢随便去做啊!
从做安装的高军,到做餐饮的高军;从做石材的老庄,到做包装的老庄。
我们有形式上的差别,却又有本质上的趋同,尽管我在学历、认知、阅历各方面可能比他略胜一筹。
但他的优势却是我无法比拟、也无法具备的,比如更能吃苦耐劳。
如果以物种种属上区分,我们大概率会是同一种属,但在竞争优势上,我很可能还不如他。
我们,都是外乡人在津奋斗的一员,我们除了自己的智力和体力,几乎没有任何比较优势。
我们在这个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确实是不容乐观的,尽管这样的人群可能有四五百万之多。
通过我和高军在生意和职业上面的选择来看,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随波逐流。
我们能做的选择本来就不多,我们所付出的努力本来就不够,我们还想有更好的未来,这件事本身就是反逻辑的。
即便如此,生活从来都不是一种理性,甚至生意也不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就是为了生存下来,扎下脚根,用一代人的努力,完成本土化的基因刻写。
尽管这很难,跟华人在纽约完成本土化一样难。但只要我们这一代做了这件事,我们的下一代,真正的新天津人,他们就相对容易些。
一代人,一代事。我们做了我们的,他们才能做他们的。这可能就是我和高军的宿命,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把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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