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一百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一百年来，一代代团员青年凝聚在党的理想信念旗帜下，在团组织的团结带领下，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忠实记录下这一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共青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在青年前列，组织引导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贡献力量。

《中国青年》创办于1923年10月20日，是国内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红色主流期刊。《中国青年》百年办刊史，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清晰缩影，是百年党史 “青年篇章”的重要记录，是共青团事业蓬勃发展的光辉记忆。

百年《中国青年》，是一部厚重的历史，是一方精神的高地，是一面思想的旗帜，是一部青春的史诗，是一只奋进的号角。它是观照百年青年运动的思想之镜，也是记录中国青年扬帆远航的成长笔记。它锐利，为时代潮汐写下芸芸注脚、变化轨迹；它熙暖，指引一代代青年风帆与共、勇往直前。

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推出的专栏“《中国青年》百年史话”，旨在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引领广大青年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新时代《中国青年》赤忱如昨，思辨如故，热血不凉。让我们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崇尚先锋、学习先锋、争当先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俯仰鼓帆，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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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百年史话”?

打倒列强除军阀

@文/李良明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北伐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在攻克汉口、汉阳后，全力围攻武昌。1926年10月10日，武昌城被攻克，全歼吴佩孚主力。与此同时，江西战场也传捷报，北伐军于11月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于12月不战而下。至1927年3月，北伐军完全控制长江以南地区。

北伐军进驻武汉三镇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便决定北迁武昌，并同时于1926年12月5日在广州宣布停止办公。12月13日，为了避免两委委员未能到齐前无指导机关，无法办事，出现权力真空的状态，遂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为决定应付重要问题之机关。

1927年元旦，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正式开始办公。这也意味着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在汉办公。

1927年1月3日中午，为庆祝北伐军胜利和国民政府在武汉办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一码头江汉关与英租界毗连的海关大楼外中国管辖的广场演说，控诉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当时听众极多，摩肩接踵。宣传队为维持纪律，“特派专人负责照料，秩序井然”。

突然，英国海军陆战队从“蜜蜂舰”登陆，故意挑衅，骤使矛盾激化，发生冲突。英国水兵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赤手空拳的集会群众行刺，当场刺伤海员工会会员李大顺等数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三惨案”。

惨案激起了武汉民众的极大愤慨。其时，正在主持湖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李立三、刘少奇、林育南等闻讯后立即赴现场，了解情况，并带领工人纠察队员到英国巡捕房进行交涉，抗议英国水兵行刺中国同胞。正在南洋大楼开会的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立即讨论这一严重事件，当即决定由外交部向英领事提出口头抗议，要求24小时内自动撤退一切武装，并派徐谦、蒋作宾到现场说明政府的立场及处理办法。

晚上，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向英国驻汉总领事葛福提出口头抗议：“请于24小时内撤退水兵义勇队。”

葛福回答：“允请示后再答复。”

1927年1月4日晨，英水兵义勇队全部撤退至英舰上，租界侨民也纷纷撤退。

1927年1月5日，在李立三等指挥下，武汉40万群众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开会不久，下起倾盆大雨，但会议秩序井然。会后，40万群众冒雨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刚踏入英租界，又遭巡捕阻拦，再起冲突。怒气冲天的示威群众驱逐了巡捕，一举占领了英租界，为最终收回英租界奠定了基础。第二天，九江市民也一举占领九江英租界。

《中国青年》编辑部这时在广州，距离武汉近1000公里，但却十分关注这件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大事。1926年8月，李求实调任共青团广东区委，担任宣传部部长，主编《少年先锋》。由团中央局委员刘昌群接替李求实，主编《中国青年》，年仅20岁的陆定一是刘昌群的助手。刘昌群接连写了《速起应付英帝国主义的新进攻》（载《中国青年》第149期，1927年1月8日）、《目前政治概况和我们的责任》（载《中国青年》第151期，1927年1月22日）和《两副面目，一个阴谋》（载《中国青年》第152期，1927年1月29日）以及陆定一的《英国新提案与张伯伦演说》（载《中国青年》第153、154期，1927年2月12日）等文章，向青年读者及时介绍了“一·三惨案”的真相。

《中国青年》第149期

《中国青年》第151期和第152期

《中国青年》第152期

陆定一的《英国新提案与张伯伦演说》

一、《速起应付英帝国主义的新进攻》

首先，文章指出了北伐军攻占武汉、九江的伟大意义：“北伐军取得武汉、九江之事实的胜利，使五卅凶手的英帝国主义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受非常的打击。”

文章接着说，为苟延英人在华临近墟墓的势力起见，英帝国主义现在更施用毒辣的政策对国民政府和革命的民众作新的进攻，一是英国政府在1926年12月18日通过“二五附税”提案，引诱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皖系孙传芳，其阴谋就是要勾结中国反动军阀“讨赤”；二是英帝国主义在汉口、九江对中国民众的新屠杀。这说明：“英帝国主义始终没有放弃镇压民众的政策。”占领武汉、九江英租界后，由于中国民众强大力量的压力，英国被迫撤退水兵并撤侨，表现出所谓“妥胁”“让步”的样子。这只是假相（象）。“实质乃是对北洋军阀与（予）以充分的财政帮助，赞助奉张苏孙之用武力征服国民政府”，所谓“妥协”“让步”，“则完全是由于受国民政府军事胜利与民众革命热潮高涨的压迫，使英帝国主义无可如何，不得不承认以缓和民众排英运动；绝不能认为是英帝国对国民政府真心让步的表现。”

刘昌群最后强调说：“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所谓‘让步’，只是表面的，我们决不应误认为英国真心让步而稍懈一点反英的工作……要根本认识历次惨案之所由发生，完全是由于不平等条约给予帝国主义以租界、治外法权、境内驻军而起，所以我们除了对此次汉口惨案与九江惨案加紧反英宣传和行动，拥护汉口各界所提之八条件（即：一、立向英领严重抗议；二、英政府赔偿死伤民众损失；三、英领交出行凶水兵由我政府惩办；四、撤退驻汉英舰及电网沙袋；五、英政府向我政府道歉；六、租界里集会结社言论自由；七、解除义勇队武装；八、限军警入驻英租界）外，尤其进而彻底的扩大反对帝国主义，收回租界与废约运动，乃能保障以后此种惨案之不再发生。”

二、《目前政治概况和我们的责任》

刘昌群继续揭发“一·三”惨案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号召民众提高警惕。他说，在汉口惨案发生、引起广大民众的反英运动后，英帝国主义一方面将租界的海军陆战队退出交北伐军驻守，另一方面将并无一点危险的英界侨民全数退居英舰。这种故示“退让”政策的作用有二：“一是挽救英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对华政策的孤立，藉此促成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恐怖，因而造成国际列强联合一致向中国进攻的局面。二是凭藉‘汉浔惨案为少数暴徒或激进派之所为’的宣传，以离间中国民众和民众与国民政府相互间的关系。”

英帝国主义的这一策略，的确发生了一些作用。文章指出，日、美、法各国舆论多认为此次汉口惨案是中国“少数暴徒之所为”，并为英国的“退让将影响列强在华的共同利益而表示对英的同情”。

与此同时，英帝国主义在宣传上也改变策略。文章进一步揭露说，英媒现“亦偏重说此次惨案只是‘少数暴徒’的行动，并非多数人民所愿意，是推外行动而非政治行动”。英帝国主义这种“巧妙的退让和煽动，一面在国际上弄得列强对华的空气非常紧张，一面在英国国内缓和了自由党和工党对执政的保守党的攻击”。

因此，刘昌群提醒中国民众和青年，一定要识破英帝国主义的假相（象），揭穿其阴谋。倘若我们因英帝国主义之表面“冷静退让的态度，就以为是英国对革命的屈服，就以为租界只是经过一二次群众的示威就可以马上收回，就是很大的错误”。他还特别强调说：“此次交涉比过去任何对外的交涉为严重。如何宣传英人用退让政策掩饰暴行，以引起列强共同压迫中国的阴谋，如何在各地号召与汉口九江一样浩大的反英运动，援助汉口民众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英外交，不使孤立，就是全国民众和青年之目前最重大的责任。”

不难看出，“一·三惨案”后，刘昌群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侵华丑恶伎俩观察还是比较细致的，并能及时识破，对引导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正确认识复杂的国际形势、看清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有裨益的。

三、《两副面目，一个阴谋》

占领英租界不等于收回英租界，只有与英国谈判，签订收回协议才合法理。

1927年1月11日，北京英使馆参赞阿马利、书记达曼，奉英国政府指派来汉，与武汉国民政府谈判汉口、九江问题。谈判分两个阶段，1月12日—2月1日为第一阶段，其中12日至14日为预备（或试探）性谈判。

1月12日中午，阿马利赴武汉国民政府，与陈友仁晤谈两小时。

英国要求武汉国民政府退还汉口、九江租界，被陈友仁拒绝。

1月13日，阿马利又偕同总领事葛福访陈，“密谈甚久”。据1927年1月18日上海《申报》报道：

甚谈话情形，秘不能详，唯闻双方商定15日开始正式谈判，至其谈判范围，似仅在惨案发生之责任问题与英界暂行管理之方法。而英界究应作何处置，则尚待阿马利调查完毕返京后，再由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请示英政府，再与国民政府交涉。

关于“一·三惨案”的责任问题，陈友仁认定是英方。他说：“是英水兵登陆引起矛盾激化。”

英方则强词夺理，把责任推给武汉国民政府，胡说是武汉国民政府事前怂恿“少数暴徒之所为”。

由于无法查到档案资料，谈判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随即英国政府以“葛福对于汉口事件，事前措置不当”为由，将葛福调回国内。由此可知，英国政府自感理亏。

1月15日，谈判正式开始。

阿马利开始企图在谈判桌上捞到英国所需要的东西，竟然提出：“（1）租界的警察完全由中国控制；（2）租界的管理多数由中国人掌握……”事实上所有活动，特别是金融贸易方面的管理，只有经英国人认可之后方能执行，并受英国人监督。英国外交部还密电阿马利：“如果就这些问题与陈讨论，发现他在任何讨论的要点上采取绝对不温顺或者不妥协的态度，或者发现他企图通过暴民的暴力行为或武装力量的威胁，在我们尚未准备好的时候迫使我们行动的时候……你将别无选择，只有突然彻底中断同他谈判。”

在谈判中，陈友仁要求讨论租界的法律之权问题。

阿马利不同意，且傲慢地说，汉案法律问题，“系保留将来正式政府办理。”可见英国政府根本不承认武汉国民政府。

谈判陷入了僵局。

英国政府见软刀子不行，立即以武力相威胁，使出了硬刀子。

刘昌群在《两副面目，一个阴谋》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次汉浔惨案中，“英帝国主义即实行最巧妙的所谓‘两刀政策’，软硬兼施地直向中国革命运动进攻。”在软的刀子不中用后，“即加紧遣派兵舰来华，实行武装威吓”。

他进而具体揭露说，在上海，英帝国主义“无端实行戒严，租界四周密布铁网沙袋，如临大敌，从香港、太平洋、地中海中先后开入长江的舰队，源源不绝。计英帝国主义除原有在华驻军外，最近英国更派遣第一舰队，水兵一千人，陆军八大队。又由印度遣派英兵两大队及印兵一万六千先后涌到上海。海陆军队而外，并加派航空队、铁甲车、坦克炮车、医院船及其他一切军用品。复次，英帝国主义并召集陆军预备会议，严（俨）然备战。一月二十三日路透社报告，伦敦方面‘开战之声，日震吾人耳鼓，教会且开始祈祷和平’。据此则伦敦帝国主义者一时如发疯狂，决心武装征服远东的紧张状态可知”。

同时，“英帝国主义不仅单独派兵来华，更提议由英美日法列强共同出兵干涉中国，成立以英帝国主义为领导的四国出兵协定，实行用国际列强的武装向中国民众直接进攻”。

英帝国主义的硬刀子——武力恐吓，当然吓不了觉醒了的中国人民。

鉴于英国对华增兵，陈友仁于1月22日、23日发表对外宣言和汉口事件宣言，抗议英国政府向中国增兵。他明确说：“国民政府深望以谈判及协议之手续，解决中国与列强间一切之问题……但此项谈判，须根据经济平等之原则，及彼此主权互相尊重之权利。”“今日实力保护在华外人生命财产，已不再恃外人枪尖或外人炮舰矣。”

英国政府对陈友仁的声明置之不理，仍然坚持按计划向中国出兵。

1927年1月31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对英国派兵至沪一事，向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提出正式抗议，“请速命撤退”。2月1日，陈友仁发表中断谈判宣言，申明中断英租界交涉，系因英国“将强大的海陆军集中上海”，威胁国民政府，因此，“对于英租界问题之协定签约，有延期至英国中止威吓时之必要也”。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严正立场。刘昌群在《两副面目，一个阴谋》的最后说：“在急转直下，革命运动向前突进，敌人加紧进攻的现在，是中国革命运动斗争最后成败的关头！全国革命战士都应一致步伐整齐地应战，一刻也不能疏忽或休息！目前我们一致争斗的口号是：反对英帝国主义领导的四国出兵协定！巩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拥护国民政府，并帮助他与帝国主义军阀反对到底！”这就极大地鼓励了中国革命青年的斗争勇气。

四、《英国新提案与张伯伦演说》

英国政府以武力相威胁，派兵中国，引起英国国内强烈震撼，“伦敦汇兑，因华事稍滞，钢铁业股票大跌，曼彻斯特市政局议决要求政府撤回对华军队。”美、日、法帝国主义，为本国在华利益，各怀鬼胎，口惠而实不至，使四国出兵中国的阴谋破产。伦敦政界，“见各国对国民政府同情日深，极为骇惧”。英国共产党电告国会中的共产党员，“促其反对英人输运印兵赴华，共产党机关报《劳工革命》促工人共起奋斗，反对对华武力干涉，又主张组织勿干涉中国委员会。”

鉴于国内政局动荡的压力，英国政府表示愿意继续谈判。

1927年2月7日至10日为谈判的第二阶段。

2月7日，陈友仁与阿马利举行中断后的第一次谈判。

英方要求先签订临时协定。陈友仁明确回答：“在英舰未撤前，不便签字。”随后又会谈三次。

阿马利还是要求先签字。他说：“签字后即将英兵调开。”

陈友仁理直气壮，针锋相对说：“先签字办不到，必英方先将调集之兵改换方向，始能言其他。”从而有力维护了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1927年2月10日，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下院发表声明，提出新提案并发表演说，说什么若此协定签字，“则在印度开沪已在途之军队，将在沪登陆。其自地中海及英国派遣之军队将驻扎香港，且除非有所新发生或较大之危险，驻港军队将不再开往上海。”

对此，陆定一在《英国新提案与张伯伦演说》中指出：“在提案尚未出现以前，路透社已经告诉我们，英国将有最大的让步，若此让步而不能遂国民政府之谅解，则可证明中国之确为布尔什维克云。”

陆定一接着说，英国政府所谓的新提案和张伯伦的演说到底贩卖的什么货色？“每个革命的人，看了这两件东西之后，就应该知道，英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最大让步’，仍是依着他的一贯的侵略政策而施行的。”“之所以有此新提案，是联合日美列强一致出兵干涉中国而未达目的，和中国民众反英潮流高涨的结果。”

这就彻底戳穿了英国政府所谓“让步”的虚伪本质，向中国民众和青年指明了真相。

陆定一还特别说，张伯伦的演讲，“更可以看出他们的大阴谋”。

第一点，很明显的，“他还不承认国民政府，换句话，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事实”。

第二点，他把一切条约的修改、租界问题等事，“统统延宕着，不论什么，仅有‘准备’二字，要准备到‘统一中国之政府’出现时，才来与我们更亲善些。”其企图是要在中国寻找其代理人。

第三点，“凶毒的英帝国主义者，到今朝此刻，还不承认他在中国的罪行”。

第四点，“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看清的，就是这篇演说的‘两刀’性，”“一、在北方则收买并援助张作霖，代其镇压革命；二、在南政府则收买稳健派，以专对极端派。”

陆定一的分析和揭露，真是入木三分。

因此，他最后提醒中国民众和青年说：

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不要玄想英国帝国主义对中国会有什么“皇恩钦赐！”帝国主义不会有一天向我们让步的。英国的新提案，对于我们，实际上等于无物，不足注意的……帝国主义一次一次的设法阻碍我们的进行，但我们还是不断向前走着。面前永久站着目标：“打倒帝国主义！”什么时候走到，什么时候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若是有人在半路上因为得到了一点帝国主义的“恩惠”而就以为满足，停了步，而大声疾呼的阻碍革命的行程，这是上了帝国主义的当，为帝国主义作虎伥，当然也就是反叛了革命！

太深刻精辟了，革命的人们一定要丢掉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继续坚持斗争。

1927年2月14日晚，陈友仁与阿马利重开谈判。他明确对阿马利说：“不能接受张伯伦先生作出的关于在上海集结军队的声明。这是因为英方外交权利只限于在上海拥有警察武装，而且军队的出现在任何条约和国际法中都被认为是不合法的。”

陈友仁接着宣读了《关于张伯伦先生声明的声明》。这个声明严正指出：“关于英军在上海登陆，即使是如英国外交部所说的在数量上减少，在目的上严格限制，也是不合法的。”张伯伦的声明，“是任何中国政府都不可能接受的。”

陈友仁坚持“把汉口租界协议从上海问题中分离出来”，对阿马利强调说：“外国人在上海只有拥有警察武装的权力，而派遣军队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英政府在任何条约和国际法下都没有向上海派驻军队的权力。”

陈友仁据理力争，阿马利自知理亏，哑口无言。

内外交困的英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下，不得不低下傲慢的头，承认中国革命的事实。

1927年2月19日下午6时，阿马利又到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与陈友仁继续谈判。

阿马利对陈友仁说：奉英政府训令，对于陈部长14日所提声明“表示接受”。英政府承诺：“不仅地中海在运赴华英兵在香港登陆，不来上海”，而且在上海的印兵，“可能陆续撤退”。

直到这时，陈友仁才同意在协议上签字。当晚7时，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会议室灯火辉煌，陈友仁与阿马利一起来到这里，分别代表武汉国民政府和英国政府正式在汉案协议上签字。这就从法律上收回了汉口英租界。

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上。

在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各个重要节点上，《中国青年》及时发表刘昌群和陆定一的文章，对于指导中国民众和青年正确认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青年》百年史话”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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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列强除军阀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刘晓 刘博文

编辑：臣昕月（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