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该怎么写初一，编者的话该怎么写初一作文

一、遗憾

又是一度秋风萧瑟。

凉夜步月，星穹远旷，往事、故人依稀，突然惊觉，林老离去已近十年！

最后一次见面，是他离世前一天下午。接到林老独生女儿布谷的电话，匆匆赶到同仁医院，见大夫正给林老检查、治疗，身上插着各种管子，不能说话。他用眼神向我示意，目光是亮的。才片刻，大夫便要求探视者离开病房，只好随布谷退到楼道交谈。眼前的布谷连日照料林老，寝食难安，疲惫且憔悴。而两个月前，她笑靥如花。那是2009年1月25日，腊月三十，除夕夜晚，我和先生同去看望已经住院的林老，见布谷正忙着贴春联，挂福字，原本洁净、冷清的病房，瞬间喜气洋洋，有了过年的喜庆。那天，林老像孩子般快乐，瞪大眼睛，惊奇、惊喜地望着布谷变戏法般拿出各种美食，笑得合不拢嘴。布谷的丈夫（我们称他胡工），带来了理发箱，那是下乡在北大荒当知青时用的，简朴，未经油漆，深浅不同的木条钉成，裸露着岁月的本色和沧桑。胡工取出推子，布谷将围兜系在林老颈上，用女儿特有的娇嗔，指挥林老时而仰头低头，时而左转右转，又或者不许动弹。林老像个听话学生，睁着又大又亮的双眸，看看这个，望望那个，欣喜、慈爱地看着围绕身旁的我们。那时的欢快情景还历历在目，如今，林老病情急剧恶化。

听布谷详细介绍了林老病况，看着她心力交瘁的情形，知道她还要不断通知、接待一拨拨探病的亲朋，为避免过多打扰，我打算先回去，过两天再来看望。心中祈盼奇迹再次发生。曾经2002年冬天，也是这家医院，林老也被报过病危，还上了呼吸机。据说，上了呼吸机者，多会形成依赖，失去自主呼吸能力，难再取下，极少痊愈。然而，那次林老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就在林老上呼吸机当晚，我和先生看望他后，发现停放医院门口的电动自行车被盗。毕竟是几乎一月工资买的，难免心疼。我俩互相安慰着，我说：“破财消灾，但愿林老能好！”先生顿时热了眼眶，喃喃自语：“真是这样就太值了！”

后来闲聊，林老闻听此事，沉吟良久，缓缓说道：

“这是只有亲人才会这么想的吧。”

这次，林老又被报了病危，我期盼再一次出现奇迹。

布谷送我走向电梯。我边走边忍不住回头向林老的病房张望，竟见林老慌慌地从病房出来，是治疗结束了吗？他急急地似在寻找什么。布谷也看见了，一边送我一边说：“他是找你呢。”可此时，电梯门已打开，后面的人群簇拥上来，挡住了我欲回返的脚步。

电梯门关上了，我想着还有下一次再见……然而，奇迹不再发生，翌日，林老与世长辞。再见林老，已是告别会上，阴阳两隔。

此后，我时常想，生命最后时刻，林老想要对我说什么呢？

二、最初印象

我与林老的缘分，是在《北京文学》结下的。

初去林老家，是七十年代末，小说组长周雁如带我一起去的。其时，林老被迫封笔整整十二年结束了，又有权利写作了。从此，我作为林老在《北京文学》的责任编辑，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交往。林老先后在《北京文学》发表30余篇作品，包括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头像》，最有代表性、人称林老最高艺术成就之一的小说《门》，以及唯一的中篇小说《满城飞花》，我大都是责任编辑。我喜欢林老的小说有嚼头，新锐且深刻，并以能认出他手稿中那些难认的“怪字”而自得。我曾说过，“在各个时期，林斤澜的短篇小说艺术，总是在中国作家前列。”今天，我仍会这么说。

最初的交往却不轻松。我年轻，又本内向、羞怯，林老虽和善，毕竟是我敬畏的名家。每每组稿，临登门前，内心发怵，常提前写好谈话要点，到得林家，并不敲门，先掏出纸条默念一番。有时，明明是来找人，却又暗自希望对方不在。及至林老高声应答着开门，才又松下一口气。

林老曾数度搬家。我最初去时，是位于幸福大街一座三层的楼房，长长的楼道，上半截不封闭，看上去像简易楼。林老住的301室位于三层，是个两居室，林老和夫人住大间，不过十四五米，女儿布谷住小间，只九米。听说，原来住的是三居室，“文革”中被强行安排给区领导，后来一个楼住着，领导见面尴尬，表示歉意。林老只是淡淡说：“已经过去了，不提了。”记忆中，他家门口始终有一捆半人高的上好木板，占去狭窄楼道半边，更显逼仄。一位名作家门前何以长年堆着木板？询问之下，却是东北亲戚艰辛运来，以备日后打家具之用。数年过去，林老乔迁西便门新居，那堆木板才物尽其用，蜕去陈年灰尘，变身崭新的写字台和衣柜。

一日，暮色低沉，我告别林老出来，无灯的楼道已更昏暗，为绕开那捆木板，一脚踏空，重重崴在地上，脚踝很快肿起，疼得不敢站立，没好意思向林老“呼救”，只好在黑暗中孤坐地上很久，才一拐一瘸下楼。这次意外，使我瘸了数月，以至曾有初识者记忆中我是瘸子。不知此种尴尬在其他到访者中可有发生。

去的多了，少不得要讨论作家、作品。那个时代，文学日新月异，引人注目的变化每天上演。林老说得多，也注意询问我的意见。谈及作家、作品，自然有褒有贬。他眼光雪亮，时而兴奋，时而不以为然，微微摇头。一次，正说到尽兴处，林老忽然罕见地严肃起来，正色道：“你们做编辑的，接触人多，一定记住，不要传话，不要把作家之间的话互相传。”我自是唯唯。从此，将此番教诲谨记心中，成为做人、做编辑工作的座右铭，一生遵从。

林老历经数十年政治坎坷、文坛风波，当有太多切肤之痛。严谨、稳健，不仅是个人风格，更具宽厚、善良品性。他与人为善，是大家共同看法，当然，也有人说他机智，甚至说他世故、圆滑，听到这些，他从来宽厚地“哈哈哈”。

但后来，我逐渐对他有了新了解，及至程绍国《林斤澜说》问世。彼时他还在世，竟一反好好先生、不惹事生非的处事风格，不顾个别当事者的不快甚至诘难，不避记述者个别地方表述不尽准确的瑕疵，一概以“文责自负”应对之。其时，我作为《北京文学》杂志社长，正主持《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编辑工作。该书出版前，曾由《当代》杂志陆续首发，林老亦嘱我看看这组文章。我们杂志连续多期选载其中文章，他是乐见的；书出版后，杂志社购买了数十册馈赠作家，他是高兴的。我们请他在书上签名，他以“又不是我写的”谢绝，但同意在扉页的下一页——印有他整幅照片的地方，盖上了有“林斤澜”三字的个人名章。至今，我悉心珍藏着这本由作者和传主联袂签名、盖章的书。我理解林老苦心，他爱护后生晚辈，也是为文学留下一部本真、本原记忆，更是为留下独立观察、诚实、沉重、融当代史于其中的文学历史。为此，放下了个人毁誉、荣辱得失，包容瑕疵，甚至改变毕生秉持的不传话、不臧否之道。我想，在他看来，个人与历史，历史为大；损失个人羽毛和留下一段历史，留下一段历史为大。

三、主编任上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林老大半生为专业作家，可谓无职无权。除了曾任北京作协副主席，若论算得上职权的，也许莫过于《北京文学》主编。

《北京文学》（前身为《北京文艺》）创办之初，主编是老舍，在任16年，直至1966年，主编不幸殒命，杂志停办。1971年复刊，未设主编，著名诗人张志民、编辑家李清泉等，虽行主编实责，却无主编名分，只称“主要负责人”。直至1981年末，才有第二任主编——《青春之歌》作者杨沫。副主编是王蒙。1986年3月，林斤澜走马上任，成为《北京文学》第三任主编。

明显感到林老不意仅仅挂名，每每过问编辑具体工作，亲与作者约稿、谈稿。刘庆邦等很多作家都曾得到他的提掖。他希望在《北京文学》这方天地实施自己的文学祈望。

1986年底，编辑部部分成员在林老家聚会，展望、谋划《北京文学》的新气象、新格局。吃着热气腾腾的涮羊肉，气氛也是热腾腾的。那次热议的结果，体现在1987年第一期开篇的《新年告白》上，虽未署名，《林斤澜文集》中也未见收入，但字里行间风格明晰，无人怀疑出自林老手笔。

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融洽和谐”，“活泼宽松”，是春光，是百花齐放必需的气氛。到哪里去讨这气氛去？原来这气氛是要自己创造出来的。

希望《北京文学》更加百花齐放的热切溢于言表：“不过是仰望春风拂面，有一些飘忽如柳丝的想法。”这想法包括准备开辟5个专栏、多发几千字的短篇、中篇小说不宜多、评论上也有些想法……未料，不久有了流言，该文遭到指责，据说错在只说“双百”，不提“二为”。我未听林老谈及此事，只是见他对杂志的热心和关注从无稍减。

上任伊始，他就重申了“出作者、出人才”的办刊路子。首先，他参与并组织了颐和园的清明踏青活动，聚拢作家队伍，牵手文学和友情。汪曾祺、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刘心武、冯骥才等当时最具创作实力的作家悉数莅临。恰逢时和气清，百象俱呈，满园春色关不住，昆明湖上红云欲燃，提议、争议、建议、高议，言笑晏晏，其乐融融，谈笑每添芳意，共恤小阳春。

林老任主编的短短几年，《北京文学》数次举办作家笔会、青年小说作者改稿班；连续发表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古典爱情》《往事与刑罚》，刘恒的《杀》《力气》《伏羲伏羲》《连环套》，刘震云的《单位》，朱晓平的《私刑》，王安忆的《神圣祭坛》，刘庆邦的《家属房》，王刚的《博格达童话》，李锐的《厚土》，曹乃谦的《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以及参加颐和园踏青的那批著名作家，还有高晓声、莫言、马原、陈忠实、张承志、苏童、潘军、王祥夫等作家的小说。这些作品，经受了时间考验，至今艺术魅力不减。或可视作作为主编的林老又一思想、艺术践行。

林老还数次主持了“北京青年文学批评家座谈会”和作家笔会、作品研讨会，讨论文学现状，呼唤切近创作实践的批评。林老曾在文章中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利用主编刊物的方便，组织过两拨座谈，一拨是开放涌现的先进作家，一拨是改革蜂起的新潮评论家。”会上，他反复引导大家，都来讨论一个基本问题：“作家是干什么的？”变着法儿提出问题：医生管看病，会计管钱财，作家管什么？但应者寥寥。多年后，他仍耿耿于此问遭到冷落，终于自己道出谜底：“目的是套出这么个意思：归根结底，真情实感。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林老想用主编“职权”，吁请人们将过分纠缠于政治层面的注意力，向艺术规律上引。可惜，林老苦心，当时少有人领悟，用他的话说是“惨败”。但同时，他也肯定地说：小说家的追求，“共分两路：求真和求美。求真的求深刻，求美的求和谐。”并明确提出，汪曾祺是求和谐，而自己，是求真求深刻。在求真求深刻路上，他义无反顾，步履坚定，一路踉跄，一路铿锵。

关于“伪现代派”的争论，也发生在那一时期。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现代派文学大量译介过来，中国文学开始广为借鉴现代主义技法，“现代派”成为中国文学的常见语汇。与此同时，关于“真伪”现代派的论争随之而起。《北京文学》是最早关注并介入这一讨论的，自1988年第2期始，更连续在其后的第4、6、8期开辟专栏，发表了黄子平、李陀、吴方等多人文章。今天看来，这场讨论中的观点仍有价值。

林老其时65岁，虽已进入老年，但力主去因循以利创作，对新的思潮、流派、理论从来博纳广收，坚持多元、开放、民主，故始终兀立文学潮头。他任主编时期，亦成为《北京文学》史上又一高峰。“百花齐放”之于林老，不仅是对艺术主张的宣示，更有对内的“艺术民主”作保障。作为主编，他从不一言九鼎，从不以职权压人，从不强迫我们发什么、不发什么。他亲自推荐的作品，就曾被时任小说组长的我退过多次，却从未心生芥蒂。即便他自己的小说，也是先让大家挑选。一次，他拿来了《十年十癔》中的三篇：《哆嗦》《黄瑶》和《白儿》，最终《北京文学》只挑中了《哆嗦》，《黄瑶》和《白儿》，修改后在《上海文学》和《人民文学》发出。

记忆之中，有一件事感铭至今。那天，林老和我同乘编辑部的212吉普车外出，途中问我最近有什么重要稿子。我说有一名家的中篇小说，写得厚重，但有一点敏感，有些拿不准呢。林老坐在副驾驶座上，此时回过头来，面带笑容，却字字掷地有声：“以后，你们有拿不准的稿子，就交给我，我来拍板，我来承担责任。如果因此主编当不成了，还可以当作家嘛！”

此言从此嵌入心底。彻底颠覆了世人眼中“随和”、遇事“哈哈哈”的好好先生形象。一个怀道义、藏风骨、有担当的良知文人，不动声色，稳稳站立，令我肃然起敬。

一语成谶。留给林老作为主编自由驰骋的时间不多了。80年代末，夏秋之交的某一天，上头来人，到编辑部临时办公地点铁二中，宣布了任免决定：林老不再担任主编，浩然为新任主编。林老在主编任上仅有三年半，是《北京文学》史上卓有建树而又任期最短的主编。

林老语调平和地发表了离任讲话。他说，这些年，编辑部同志做了很多努力，刊物成绩是主要的。如果说有什么缺点错误，责任都在他，与别人无关，他承担全部责任。他揽下全部责任的同时，还要我们不要学他。我听之，声声含痛，字字泣血。会场气氛紧张、压抑、凝重，有编辑泪洒当场。绝非一时悲壮。担当，需要实实在在的付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林老不能在媒体露面。刊物与前主编，一度沉寂。

四、鼎力相扶

时与年去，倏忽到了1996年，没有任何先兆和思想准备，我被任命为社长兼执行副主编，主持《北京文学》工作。此时，主编仍是浩然，但已不再主动过问编辑工作。

世逢90年代，文学期刊日益萧条。荒寒入山骨，草林知有无，由于市场以及凌驾其上的双重合力挤压，杂志处境艰窘，编辑纷纷调离，十余人的杂志社，除去行政人员，文字编辑最少时，连我仅余四五人。

林老去职时，曾经叮嘱我们：不要学他。

我则无数次想过：有林老在前，办一本无愧于时代和未来的文学刊物，不仅应是我的职责所在，更应成为一种生命信仰。

我知道：一本好的文学刊物，应该密切关注并且把握文学脉息，永远置身文学第一现场，使之成为行进中的中国文学的策划者、参与者和推动者；我知道：文学刊物不仅是发表作品的园地，还是思想碰撞的媒介，同时更应是时代和文学的忠实史官——最好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我知道：作为大国首都的文学刊物，应有深厚的文化性、思想性、现代性，应有大格局、高格致，应有攀临精神高地的自期，应有担当文学天性的执著，应有各种风格、流派的自由空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确证多元、开放、独特、创造的意义。

于是，那几年的《北京文学》，有不少开风气之先的举动：

——开辟了“百家诤言”栏目，提出：

我们鼓励恪守健全的理性准则，在自由的学术空气中，展现自己广博的文化视野和思想领悟；在人格平等、坦荡宽容的前提下，进行率真、客观的对话与交流，以及敏锐而公正的学术评判。我们更提倡批评与被批评者的雅量、明达与博大。我们希望理论批评能为文学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提出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参照系。

我们愿意提供一个开放的空间，让文学与文化的守望者在此展现他们的沉思与探险。如果说，“百家诤言”只是一片微不足道的绿叶，我们愿以此呼唤批评与思想的森林。

其后，发表于“百家诤言”栏目中的重要作品，有李陀的长篇思想文化随笔《丁玲不简单》，以及韩东、朱文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青年作家的居渊临险、睥睨一切，震动了文坛。

——《北京文学》在文坛首先提出：“我们要好看的小说。”为了引起广泛讨论，两个月中，分三次召开了分别有陈建功、莫言、刘恒、余华、刘庆邦、阎连科、毕淑敏、周大新等著名小说家参加的讨论会，共同探讨何为“好看的小说”，并辟出专栏，刊出“好看的小说”。多年过去，“好看的小说”已经成为文学界的常用语，且引起持久关注与热议。事实上，我们当初提出“好看小说”的初衷，旨在引起更多读者关注中国文学创作现实，诊断当下作品病症。

——举办“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排行榜”活动，也是《北京文学》于1997年首创，意在信息爆炸时代，为读者提供最全面、最精华、最具文学价值的选本。如今，由各种文学机构主办的文学排行榜活动，已经成为中国年度好作品的风向标。

——《世纪观察》是《北京文学》的另一重头栏目，题材、体裁不拘一格。设立之初，是希望时代热点问题，都在此栏目有所反映，以体现文学期刊“史”的价值。发表于这个栏目的重头文章，应该首推邹静之等人“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三组文章，国内数十家媒体予以转载，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教育改革大讨论，推动了考试制度、教育体制的改革，成为文学期刊干预现实的一次成功范例。而刘再复的《百年诺贝尔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等文章，也引起文学界热议。

——1999年，《北京文学》新增“今日写作”“声音”“思想”“记忆”“旧闻新读”“参考”等栏目。仅顾名思义，便可读出刊物求新求变的锋芒。刊发于这些栏目中的作家和文化学者的重要文章，更多有警醒之意。临近世纪之交，又新辟“世纪留言”栏目，刊发了巴金、季羡林、刘恒等50位作家专为本刊撰写的“世纪留言”，记录了他们对过去百年的铭心感受，及对新世纪的殷殷期许，今日读来，尤为发人深省，弥足珍贵。

《北京文学》求真求美，以对文学律动和现实问题的敏锐感知，敢于揭示时弊的勇气，及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受到社会各界普遍赞赏，被誉为“最有良知的文学期刊”。

不知何时起，文坛竟也官场、江湖风气日盛。在某些人眼里，文学期刊自是江湖圈子的工具。圣洁的文学殿堂，难免成为权谋的角斗场。远离帝阙，远离江湖，文以载道，不甘被器，祈望干净，纯粹，办一本对得起读者、文学、社会和历史的刊物，让我内心坚定。

林老最是内心坦荡、博大、宽仁、洁净，对一本曾深挚付出而又使他蒙屈的刊物，却很快关注到了每一微小变化，由衷欣喜，对我这个晚辈后学，极尽关怀、爱护。他在多篇文章提到：“大家知道现在文学刊物难办，物质与精神的压力都不轻松。刊物（指《北京文学》）居然在两难之中，有了起色，岂可等闲！若不趁热打铁，岂非罪过！”“纯文学刊物普遍生存艰难，但《北京文学》愿意拼其有限的人力物力，开阔‘短篇小说公开赛’，从去年（指1996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吸引读者注意，得到同行表扬，各种选刊的选载，报刊的评选……最有意义的，还是陆续出现新人。”林老还不避高龄，不厌其烦，或频繁电话，或亲自出面，帮助我们“寻访作家、学者、教授，征求意见，邀请讨论，组织笔谈。”他甚至“游说”到汪曾祺面前：“我知道这几年他不看《北京文学》，我说现在是小章主事。今年搞了个短篇小说大奖赛，出了些好作品，特别是出了新人，刊物有了起色。”林老请汪老挑个头，约几个人谈谈短篇小说。汪老当即答应，说：“好吧，等从四川回来。”遗憾的是，四川回来不足半月，汪老遽然辞世。《北京文学》当年的短篇小说首次讨论会上，林老捧来了汪老50年前的文章《短篇小说的本质》，与会者无不肃然受教。钱理群先生则介绍了沈从文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的一次讲演，谈到短篇小说命运与作家的选择：“一个长篇如安排得法，即可得到历史的意义，历史的价值，它且更容易从旧小说读者中吸取那个多数读者，它的成功伟大性是极显明的。……唯有短篇小说，费力而不容易讨好，……无出路是命定了的。”沈从文的这番描述，九十年代乃至今天的读者并不陌生，仿佛在说今天的文坛现实。然而，沈从文同时认定，短篇小说的转机，也正存在于这“无出路”里，因为“从事此道的，既难成名，又难牟利，且绝不能讨个小官做做”，坚持下来的短篇小说作家，必是自觉的艺术探索者。此番识见，何尝不是林老执著短篇小说的写照。

在我的极力邀请下，林老以编者身份，为嗣后一组怀念汪曾祺、笔谈短篇小说的文章写了长长的“编者的话”，称这一组笔谈短篇小说的文字，是对汪老“不同一般的纪念”。后来，这篇“编者的话”，以《纪念》为题，收入林老文集。

半年时间，短篇小说研讨会本刊开了三次，林老三次都临场坐镇，呐喊助威。国内最重要的作家和批评家、学者悉数到场。参与者既有如王蒙、莫言、刘恒、刘震云、余华、刘庆邦等实力作家，又有唐达成、叶廷芳、李陀、钱理群、李敬泽等著名学者和批评家。一年之内，笔谈短篇小说的论文发表了三十余篇，撰稿者包括钱理群、雷达、谢冕、马原、李锐、刘庆邦、童道明、李洁非、何士光、蒋原伦、李敬泽等。更多的短篇小说，机趣盎然，各尽意势，各领其形其质、其妙其涵，可谓星辉璀璨，百象俱呈。短篇小说公开赛的一年半内，收到参赛作品数千，发表数百，作者几乎囊括国内所有名家，也有不少未名新人。其间，林老贡献了《短篇短篇》等三篇关于短篇小说的重要文论，探讨了短篇小说的独立性、现代形态等问题，还有他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门》。《门》毫无悬念地成为这次短篇小说公开赛获奖作品。林老对中国短篇小说的贡献，无人能及，是为珍贵遗产。

《北京文学》锐意求新、求变的风貌，受到文坛瞩目；倡导短篇小说的努力，也产生了持续影响。20年后的今天，重新阅览，看着那些有内涵、有新意的栏目名，看着那些实力雄厚的作者阵容——国内文学界、文化界、思想界那些最响亮的名字，几乎尽在刊中；看着那一篇篇引起震荡的文章名录，仍会为当年的“壮举”激情澎湃。

操持起这一切，甘苦自知。而林老最是隔代知音，知我、懂我、疼惜我。他听我说，举办所有这些活动，没有分文拨款，全仗企业赞助。为短篇小说公开赛，靠朋友介绍，联系了一家外省乡镇企业。合同签了，新闻发布会开了，还上了报纸、电视，却又久不兑现。我已无退路，请了几家中央级媒体朋友，陪我前往助阵讨债。住在乡镇的招待所，到那家工厂，仅有一条小街，每日数度往返，街边闲坐晒太阳的老乡，对这几张外来面孔，从陌生、新奇，到见怪不怪，熟视无睹。反倒是我们互相看着狼狈、落拓的样子，自嘲到捧腹。泡了整整一周，各种办法想尽，对方终于兑现大部分赞助款，立即得胜回朝，喜滋滋地给各位获奖者发奖金、稿费。

林老听我既如抱怨又似得意炫耀的讲述，不时笑着咧嘴仰头。后来，见他谈编辑工作的一篇文章，有“不是烈士又是牺牲”的一段感叹。这种理解，可谓深极至骨。

锋芒引起不安，麻烦接踵而至。爆发是在1999年，距离林老离任恰有10年，因为一期刚刚印出、尚未发行的杂志，我被严责。批评逐级，层层上报，事态日益严重。此期刊物被严令销毁、重编，《北京文学》面临停刊整顿风险。之前，即已预示汹汹来势，早使我将每期刊物都当最后一期来办。此时，不胜其扰、其烦，遂萌生辞职之意，亦想以此平息事态，减少杂志损失。我就此请教林老。林老沉吟，神色严峻，力主绝对不要辞职，字字句句，掷地有声而又语重心长：“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来坚持的。时间不够会半途而废。”

林老早年革命，半世坎坷，人生阅历丰富，睿智过人，我极敬重、信服。

我听从了林老的话。

及至读到林老怀念自己父亲的文章，说他在一所学校任校长，长达三十五年，“三十五年也就是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只做了一件事，办一个学校，也属罕见。”此时，我才真正理解了他话的分量。

如今，我在文学编辑岗位整整42年，而从步出大学校门到退休，始终坚守在《北京文学》这一个岗位上，一待就是33年。风风雨雨，艰辛备尝，但我坚持了——一生一世，只做这一件事。我感铭林老，在我人生关键时刻予以的点拨和指引、勉励。

林老一生，与《北京文学》渊源甚深，故布谷希望，林老的几篇小说遗作亦能在《北京文学》发表。其时，我已从《北京文学》退休，转交后，作品没有发表。我再转给《收获》，全数刊发后，《小说选刊》也转载数篇。

是林老去世数年，我也离开《北京文学》之后。有位当年领导与我闲谈，问及那篇曾引起轩然大波的长篇文化随笔，浩然是否看过？我如实回答，浩然没有看过。这位当年“处理”此事的领导脱口而出：那浩然当时为什么说他全都看过啊！我愕然，震惊不已！浩然早已作古，更从未与我言及此事。如前略陈，浩然早已不过问《北京文学》具体编辑工作，而这期杂志刚刚印完，墨迹未干，尚在印刷厂，未及发行，即遭追责，并令全部销毁，专人监督执行，一时情境肃森。浩然确未看过该期文稿一字，追责时刻，却说“全都看过”，帮我担责，且至死未曾表明于我。尤值一说的是，我与浩然很多政治观点、办刊理念，大不一致啊！每念及此，我都感慨万千。

近二十年了，借此机会，向世人昭示这一事情。

从此，我更相信，不要一味以“观点”识人，不要过分看重“政治正确”，人的善恶、品行高下，才是根本。

其实，该期《北京文学》销毁以后，那引起轩然大波的长篇文化随笔，内容一字未改，即在另一杂志发表，并获该刊年度奖，且不断纳入各种图书选本，影响至今。此乃后话。

五、天职

某年春节前夕，我们夫妇和作家潘军相约看望林老，聊得尽兴，又到附近小馆吃饭喝酒，话题说到那个特殊年代种种，林老突然垂下头来，一手扶额，一手推开酒杯，久久沉默不语，再抬头时，以杯击桌，迸出一句话来：

“那些年里，中国作家太屈辱了，是想当狗而不得啊！”

林老一向温和的眼睛，此刻布满血丝，声音嘶哑得似在嘶吼，不顾酒水洒出，再又以杯击桌，不断嘶声重复此话。此情此景，与人们熟悉的林老——“哈哈哈”的笑面佛，判若两人。他的沉重，他的思考，都已流入笔尖，融进小说，融进《阳台》《头像》《问号》《十年十癔》，包括《门》，以及大量作品。

还是2002年，林老报病危的那一晚，大夫为林老上呼吸机，我不忍且不敢看。等候的漫长时间里，有与布谷深入交谈的机会。我问布谷，林老对外人都亲切、和善，一定是慈父吧？布谷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让我大吃一惊。她说，童年留在心中的父亲形象，永远是伏案的背影：之前是忙着伏案写小说，之后是天天伏案写检查和交代材料。很少见到正面。“文革”中，林老下放，她小小年纪就被送到亲戚家中；而这伏案却不能写作的时间，竟长达12年。林老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文革”中，他“到了先前劳改地方，后来叫做团河农场”，再又被发配去平谷。估计，那一段时间，林老是连伏案枯坐也不能了。

个人、家庭、民族的惨痛经历，遂有了“天职”的想法。1998年，我和几个同代人主编了一本书——《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记述普通人在“文革”中的遭遇。我们请到了王蒙、林老为该书作序。我也是王蒙在《北京文学》的责任编辑。王蒙找出发表在我刊的一篇旧作（1979年第10期），以之代序，并附言说：

三十多年过去了，终于有这样几个年轻人，把我们民族和人民经历的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用普通老百姓回忆的方式记录下来，用这些真实故事串起的历史，来告诉未来，告诉后人；我们，中国人民再也不应当受这种摧残和磨难了。我们，中华民族再也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了。……这是一种诚挚善良的心，这是一种直面人生、直面历史的道德勇气，是一种爱护中华民族的行为。

找到林老时，他毫不推辞，痛快答应了。事后，林老告诉我，一位老友劝他不要再为别人作序，这么大年纪了，应该抓紧时间写自己的东西。说时，他笑着，微微摇头，表明并不认同。他的这篇序，题目为《天职》。文中有这样的话：

我们吃了大亏，常说一声交学费，就心安理得。如果交了费没有学到什么，并不打算真学，这交学费的话就是阿Q言语了。若真学，先要不忘记。忘记又分自然的和人为的抹、扔、瞒、骗。人血不是水，可也会当做水一样“逝者如斯夫”。

不可以等待的是先做记录，再做道理。录下那可能忘却的几句话来，可能消逝的一两件事来，立此存照。……有幸亲身经历的人们，这才是天职。

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不再忘却。

林老将这视作写作者的天职，更当做自己的天职——

在他十卷本的文集中，不论是小说，还是随笔、杂感，具有反思意义的作品，占了他全部作品的大半。林老踩着刀尖前行——专事记忆、反思的系列小说《十年十癔》《续十癔》，字字如血滴，就连《九梦》《门》，都写满了那个年代生命的痛彻。他还写《逗人》，记述“红八月”中荀慧生、侯喜瑞的遭遇，含悲忍愤；他写《臭虫奇迹》，以臭虫与人作比，述说连臭虫虱子那样恶心肮脏的角色、众人鄙视的家伙，尚且不会自相残杀，不咬同类或同难。而在特殊年代，那些告密者、揭发者，残害同类的人，远不如臭虫、虱子这些吸血虫！这是何等怵目惊心、振聋发聩的言说！他人眼中的衣食住行，林老可以洞察历史的衍化更叠；他人眼中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寻常小事，林老皆可联想到大义微言！如此追求真实、深刻，如此探入个人、群体精神流变最丰厚、复杂、深隐部分，捕捉历史瞬间抑或久远，小中谋大，以微见著，融入富有洞见、智识、忧痛的思考而又不动声色，谁人可比，几人能及！

《北京文学》前主编老舍的死，是一个大事件。除林老《“红八月”的“八二三”》外，我不知还有哪篇文章记述过这个事件。这一篇，则始终以一冷静旁观者视角、小说意势，记录历史重要时点。深切体悟人情冷暖，工笔描摹细水微澜，由肢体动作，写到个性语言，并直抵人物灵魂特质，可谓形神兼具。一场人间惨剧，写得惊天地，泣鬼神，真真令人拍案叫绝，不知可否为国内非虚构作品之典范？

该作既有事件主角、翌日即沉尸太平湖的老舍；又有配角——“一整天都在人群里串”，“不张扬，只和这个那个交头接耳、微露笑容，神色也是‘忍俊不禁的’的”“一个红头红脑的工人作家”；还有事件的推波助澜者——揭发老舍拿美金的女作家——“身轻如燕，跃上花坛。声带亦单薄”；也有名为将老舍交给专政机关，暗为保护的“农民小说家”；更有“欢呼打倒，欢态可掬”的女红卫兵。

林老袒呈那天经过：老舍惨遭批斗，从国子监回来，脸上渗着血，头上包裹水袖，面色苍白，皮肉搭拉。在他自己的文联主席办公室里——

没有勒令，没有规定，他自己不去坐办公椅，也不坐沙发。在沙发前边，背靠沙发扶手蹲下，蹲到地上。腿脚不便，是先背靠再屁股出溜落地的蹲法。

林老笔下，还原当晚再次批斗老舍的情境，寥寥数语，更将细节推向极致——一场残酷施暴后，老舍“立刻锉下去，非跪，非蹲，成团堆在地上。”一个“锉”字，一个“堆”字，何等神来之笔，何等触目惊心，带着艺术的法力，将此惨不忍睹的历史场面，镂刻般地永远留给了后人！

这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字，所以请允许我再摘录几句：

我们把鲜血和人命，也婉转叫做“学费”，我们人多，我们付得起。

这悲愤、椎心泣血之言，比之于“讲真话”，难道不更振聋发聩？！

2002年那次病危又痊愈之后，林老见到我，说插呼吸机当晚，接到文联那位大大咧咧女同志的电话，说：“听说你报病危了？我很高兴，你早就该死了！”他很困惑：“对方为什么这么说？”我表示这绝不可能。那晚，他已是半昏迷状态，完全没有能力接听电话，再说病房没有电话，一定是幻觉。林老仍然半信半疑，重复问了两次。

我问林老，插呼吸机是不是特别难受？我自己是不忍目睹。他说，挺难受，但不一定有你想的难受，人已经迷迷糊糊了。

后来，林老将这种半昏迷状态下的潜意识，写入了小说《隧道》。

病危时刻，生死一线，潜意识的活动，可认作生命最深痛至切、最困惑莫解的刻痕。这是一位濒死复生的老人最心心念念的心结，是此生过不去的坎儿，是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发问和最后衷告，可有多少人真正领悟了呢？

记得是我已过知天命之年，某一日，遇见林老，他问我，对于年龄的日长，可有恐慌？他告诉我，近日见到几位作家，有年老的，也有正值壮年的，都说感到了年岁的压迫。说到他自己的状态，我以为可用淡看日月，从容写作来概括。我欣然于他的心态年轻、健康。我相信他是可以写到最后的人。后来，“文坛双璧”的半边汪老去了。渐渐地，他的很多老朋友也去了。再见他时，看出了他的落寞。

林老是孤独的，不仅孤独于老友渐次离去，不尽孤独于艺术之路上缺少同行者，不是作为渺小的个体，不有对内心的恐惧。我窃以为，林老的孤独无从慰藉，久具蕴藏，自成一方天地，是独善其身，是使灵魂自由、干净、强大的特立独行，是直面精神、文化、社会、历史、艺术的一种孤危意识、孤独精神、孤往的透脱情怀，是追寻生命的价值意义，是不可战胜的意志力于深刻孤独中迸发出的艺术独创。这种独创，使林老笔致中暗藏机锋、笔势、玄外之妙，仅仅一篇《溪鳗》，穷其迷幻奇诡，涵远莫测，至今无人可及。《十年十癔》则将外在恐怖与心理疾患交集书写，都是机杼独出的现代手法；而语言的创新，更是一绝。世人不懂林老，而林老则情愿孤独到死，也绝不向平庸妥协。

我只想说，好好读林老吧，他的那些即使只有几千字的短文，都是捧着心、凝着血、滴着泪写下的，根植精神血肉、灵魂脉息，并以一种丰饶、生动、自然、深邃的诚实，还其予深爱的世界。林老生命的最后时刻，是想对我讲什么呢？我已无从猜测，成为终生遗憾。但他已用一寸一寸生命的坚持，用一寸一寸生命的时光，用一寸一寸生命长度，给我留下了最宝贵的遗言。

林老生前少有鲜花，掌声零落，很多人为他抱憾，觉得他的文学成就被严重低估。对此，我是同意的。但我又想，何必要用别人来同林老作比呢？他与别人，完全没有可比性。在中国文坛，还有几人像他一样，毕其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写小说，写短篇小说。一顶“短篇小说圣手”的桂冠，根本不能概括林老对短篇小说的贡献；林老不仅有近二百篇短篇小说存世，更撰写了大量谈短篇小说技巧的文论，是终生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林老谈虚实，谈取舍，谈重复，谈情节，谈叙述……充满真知卓见，引人穷究，丰富了文学最高殿堂。

在中国文坛，还有几人像他一样，任沧桑变历，万壑风回，抑或时运无常，百难逆料，林老从未阿谀逢迎、损人牙眼、落井下石；无论文学人格如何弱化、痞化、腐化和畸化，林老始终一尘不染洁到骨，无论公义或私德，节高、守义、端方，心系博大爱愿。

尤其重要者——还有几人像他一样，以求真求深刻、反思民族劫难为文学自觉，为神圣天职，为大仁大义大美，不诱于欲，不恐于诽，不让于师。

时光似水，过客如云，人们终会读懂林老，进而明白，林老是最珍贵的唯一。

文/章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