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昇走南闯北的“少归燕”——法国神话般的女藏学家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的生平与著作（1）

法国东方学家、汉学家、探险家及藏学家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Alexandria David-Néel）是一位神话般的人物。她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学术界都被誉为“女英雄”。她的东方（特别是西藏）探险记、日记、论著极多，并被译成了多国文字。她一生中对西藏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崇拜和敬佩，将终生的精力都用于在西藏及其附近地区的探险，潜心研究藏学乃至东方学的许多学科，甚至起了一个法号“智灯”。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喜马拉雅环境和社会文化研究所前负责人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夫人曾与笔者讲过：“法国的几代藏学家和佛教学家都是在大卫-妮尔的事迹与著作影响下，才对这两个学科产生兴趣并刻苦钻研，最后成为颇有成就的学者。”

大卫-妮尔活了101岁（1868-1969年，按中国的算法是102岁），其探险与研究横跨19、20两个世纪，著述甚丰，译本和再版本极多，其作通俗易懂，科学性和可读性融为一体，吸引了大批读者，以至于被有志钻研藏学和佛学的青年人奉为“启蒙著作”，更有许多人借用她的“法号”或藏文名字而称其著作为“智灯”。

对于这样一位神话般的藏学家，我国学者中只有已故李安宅先生作过简单的介绍，西藏社会科学院汉文文献编辑部曾组织翻译过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一书，其余则很少有人介绍她的著作，对于她那扑朔迷离的生平更少有人知晓。法国让·夏伦于1985年在巴黎出版了她的传记《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光辉的一生》一书。她的主要著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陆续再版，随着赴藏旅行热的兴起，在法国又一次掀起了“大卫-妮尔”热。笔者现在就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对大卫-妮尔的生平和学术活动作一简单介绍，以作为本译著的导读。

大卫-妮尔于1868年10月24日生于法国巴黎郊区的圣曼德。其父为犹太血统，曾参加过巴黎公社的工人起义。童年时代的她是一个淘气而又不守本分的女孩儿，向往出走漫游，喜欢森林树木，梦想长大以后远足旅行，以满足自己那无限的好奇心和不断探求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才使她终生成了“很少归巢的燕子”，足迹遍布亚、非、欧三大洲，甚至在远东一次就停留了14年之久。

大卫-妮尔在1886年离开了少女们的修道院，前去拜谒比利时国王和王后，从此之后便在比利时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并以比利时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她被引荐到比利时王宫，经常参加宫廷舞会。但她内心并不热衷于宫廷生活，不愿意受宫廷礼仪的约束，更不大喜欢跳华尔兹舞。她最崇拜古代罗马的哲学家、戏剧家和新斯多噶主义代表人物塞涅卡，对他的著作和理论十分推崇，喜欢斯多噶派理论，羡慕伊壁鸠鲁派的享乐主义，酷爱钢琴和音乐，精通当时的流行歌曲。

其母亲将她禁锢在一家丝绸商店中，使她成了一名年轻的女店主。但她却缺乏经商的天才和兴趣，于是她便去学习和研究音乐，还曾多次拜访当时的著名作家，如地理学家埃利塞·勒克鲁斯（当时的名著《世界地理》一书的作者）。勒克鲁斯与大卫-妮尔的父亲曾并肩参加过巴黎公社的街垒战斗，曾被称为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大卫-妮尔后来的著作中那严谨、准确和简洁的文笔有许多都是从他的著作中借鉴的，甚至受其感染，大卫-妮尔一度变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人说她始终为“社会主义者”）。

在1905年之前她一直与勒克鲁斯保持着友谊，经常在其私人藏书室中阅读大批学术著作。继此之后，大卫-妮尔又攻读了在巴黎公社革命运动期间管理巴黎国立图书馆的米歇尔-埃利（1885年《原始人，比较民族学研究》一书的作者）所收藏的图书，以及埃利赛（他于1873年出版了《地理书，欧、亚澳、非、美、法国及其殖民地》一书，其中有不少章节讲到了亚洲）兄弟们的藏书。这些书为她后来成为民族学和舆地学家奠定了基础。

此外，大卫-妮尔还博览群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并频繁地与理想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空想主义者、诗人、思想家、流放人员交往。这又进一步培养了她的多种兴趣，甚至在她身上始终都表现出了一种追求进步的思想倾向。

她于1888年写成了处女作《为了生活》，勒克鲁斯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但该书直到10年以后的1898年才在巴黎首次刊行。她终生不断地对这部著作进行修改，甚至直到1969年去世的前不久，还与出版商协商再版她这部“20岁时的处女作”的增订本。这是一部小说，或者更应该说是一部随想录，也是当时作者思想的真实写照。书中怒斥当时存在的剥削制度，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直到1968年5月法国那场波澜壮阔的学潮时，百岁高龄的她尚对此极其关心，一边听收音机，一边读自己的著作，为人民的反抗运动欢呼。她在《为了生活》一书中郑重地向法国的妇女姐妹们宣布：“欢乐地行动起来，把偏见与社会障碍连根拔掉。”

大卫-妮尔从青年时代起就准备赴远东旅行、探险，从事社会调查和科学研究。为此她下苦功夫学习英语，因为英语是当时赴远东旅行家的通用语言。她于1888年前往伦敦，在那里遇到了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和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摩尔根的夫人，并由她介绍参加了伦敦的“最高神智学会”。当时伦敦的图书馆中收有大量关于中国和印度哲学的著作与译著，她也贪婪地在“最高神智学会”和大英博物馆中阅读。她在学习英语时更表现其天才，还在那里阅读了一些梵文著作。

大卫-妮尔在结束伦敦的学业之后又返回了法国，拜在了法国当时著名的印度学和中国学家席尔宛·烈维和社会学大师爱德华·福柯的门下，特别注重学习梵文。她在摩尔根夫人的推荐下，居住于巴黎的“最高神智学会”，在那里接触到了西藏的翻译经典，在梵文、神智学、神秘学、秘传学诸领域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她自称这段时间是其宗教和信仰发生危机的时代。她在1889年12月31日于加尔默罗修女会小教堂发愿，成为该会的修女。这时她很悲观，企图自杀。这段时期，她又学习祆教教理，并始终未放松在英文、梵文和音乐方面的深造。

法国当时的著名汉学家和印度学家（实际上是使用汉文史料来研究印度史和佛教史的专家）席尔宛·烈维对他的这名女学生甚为得意。妮尔也正是在烈维的指导下阅读了当时西方出版有关亚洲的诸多著作，如《菊花夫人》《东方的幽灵》《烦恼之花》等。就这样她萌发了将来成为一名东方学家（主要是藏学家）、佛教徒和佛教学家的念头。当她在法国的东方艺术宝库吉美博物馆工作期间，又对东方的佛教壁画产生了极大兴趣，同时也学习了中国和印度的文学与哲学。大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取了一个“智灯”或“慧灯”的法号。

妮尔认为佛教不只是一种宗教，而更重要的是一门哲学。所以她极其热爱佛教那严肃、超脱、弃绝尘世以及净土世界的内容，由此而产生了慈悲和怜悯的启示，认为乔达摩的信徒是世界上最有才干的人。她对东方如此崇拜，以至于当时欧洲的许多人就称她“长着白种人的皮肤和黄种人的心灵”。

大卫-妮尔从1891年开始了使她终生漂泊不定的旅行。她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放弃了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等高等学府中的学业，以及在吉美博物馆的科研工作。当时年仅23岁的她，在乘船旅行期间也大量阅读了有关中国和印度的著作以及佛教经典。尽管她对中国和印度如醉如痴，但在这次旅行中却首次到达了锡兰，而且一踏上锡兰的领土就彻底被那里吸引住了。大卫-妮尔到达印度后，又潜心学习吠檀多派教理，于1892年7月7日加入了印度的最高神智学会。她在1893年一度到达印度与中国西藏的边境，首次接触到了她曾做过大量研究的藏族人，首次领略了她那自幼就憧憬的西藏山川风土。这次旅行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

在1893-1900年间，大卫-妮尔从印度返回当时法国的殖民地突尼斯。并于1902年完成了一部巨作《伟大的艺术》，书中重点介绍了佛教艺术。但此书一直未能公开出版。

1893年，大卫-妮尔返回欧洲时受到了欢迎，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受到了热烈欢迎。因酷爱艺术，所以她不仅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而且还以上流社会明星的身份出现。1895年她又成为印度支那河内剧院的明星演员，在该年秋天到达了河内，于27岁时因演出歌剧而轰动一时。

此间她曾多次结婚，如与让·彼埃尔（此人后来于1912年在南京写过《中华民国国歌》以及《世界公社的预言和胜利之歌》等）、保尔和希腊人赛西莱都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她于1898-1900年7月间，又到雅典歌剧院演唱，并着手写一部《在爱情和婚姻中的女人》。继此之后，这位巴黎女子又泛海旅行而到达了西班牙东南部。她在突尼斯时认识了工程师菲利普，先从1900年9月与他同居，后于1904年与之结婚，同年8月乘船赴法，以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弥莉爱尔（Myriel）的名字而自称为“弥莉爱尔小姐”。

大卫-妮尔于此期间既在突尼斯做歌手和艺术指导，又在巴黎做记者和表演家。她结识了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弗朗西斯科·费雷并与之建立了友情，此人对她的思想影响很大，她在他的影响下于1901年在《自由思想》杂志上发表了《神话的起源及其对社会组织机构的影响》一文。大卫-妮尔于1901年在33岁时加入了蔷薇十字会，后又加入共济会，1902年夏初负责管理突尼斯俱乐部。她从1903年起放弃了舞台生活而转向记者活动，活跃在法国《前线报》《晚报》，以及英国、比利时、西班牙的报纸杂志上。她于1904年2月在法国《信使报》上发表了《朝鲜的宗教和迷信》一文，同年6月又发表了《西藏的僧侣及其教理》一文，这就使她在藏传佛教与东方宗教的学坛上初露锋芒。

1905—1907年是大卫-妮尔“疯狂旅行”的阶段。她于1907年写成并出版了有关中国墨子思想研究的论著，同年还写成并于1908年出版了《日本哲学研究》一书。这些研究为她即将成为藏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她仍不放弃具有革命和进步性倾向的政治活动，于1906年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代表，赴罗马参加意大利妇女大会。她后来于1909年4月26日公开宣布说她要“坚信比耶稣教哲学更为优秀的佛教哲学”。“佛陀成了我海中的导师，我只通过佛陀来观察世界”。她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宣传佛教，当时写成了一本《佛陀的宗教和佛教的现代化》，但直到1977年才公开出版。

她于1911年发表了《论公元前5世纪时中国的裙带关系》，1909年发表了《合理的女权论》等著作。正如她自己公开承认的那样，其真正的生活是于1911年在她43岁时开始的。大卫妮尔在1910年于布鲁塞尔新大学任教，主讲佛教的现代化问题，当时的许多报刊对此都有过报道，她由此也全神贯注地投入了东方学研究。她于1910年8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自由思想大会上，宣布说自己立志成为在欧洲从事佛教研究的先驱。

1910年秋，大卫-妮尔为了赴远东旅行而做了数月的准备工作，频频拜访东方学名家和阅读东方学名著，其中下工夫最多的是攻读钻研《法句经》。她临行时随身携带了自己所有的钱，也就是她当时的全部家当。1910年8月9日晚11点钟，她乘那布勒斯号船出发。

这一去直到14年之后的1925年才返回。

大卫-妮尔在科伦坡下船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地英文报纸于1911年9月4日作了长篇报道。这位女英雄于大菩提寺大学召开公众招待会，在锡兰各大学听巴利语课、出席摄影会议。她于1911年11月16日离开锡兰赴印度，1912年1月到达加尔各答。1912年3月—10月间，她又在锡金学习三昧修持术，与锡金王子建立了友好关系。她最终于1912年4月到达大吉岭准备“最终敲开西藏的大门了”。她颇费心血地搜集、研究和翻译了西藏那脍炙人口的格萨尔史诗，后来出版了《岭地格萨尔超人的一生》这部名著。这是西方学者最早对格萨尔的系统研究著作之一（此书有西南民族大学陈宗祥教授的中译本，但始终未见问世）。

1912年4月15日，大卫-妮尔见到了正在噶伦堡的西藏宗教和政权的最高代表十三世达赖喇嘛。这是经锡兰和印度的佛教界权威人士鼎力推荐的结果，同时达赖喇嘛也觉得此人确实是西藏的极大崇拜者。大卫-妮尔的日记中于这一天之下写道：“拜见达赖喇嘛。”她将这次会见的具体情况写成文章并发表在1912年9月1日的《法兰西信使报》上，后又收入1929年出版的《西藏的奥义和巫师》一书中。

大卫-妮尔兴致勃勃地立即将此事写信告诉了她的丈夫，声称同时受到召见的还有日本著名藏学家河口慧海。她用非常逼真的语言写道，达赖喇嘛留着小胡子，下巴上长有一颗小痣。她向达赖喇嘛说自己从1904年起就成了教徒，这使他感到极其高兴，谈话的气氛很融洽。达赖喇嘛对于妮尔的每个问题都耐心地做了回答，他还答应将来以书面回答她提出的许多问题。妮尔也极为高兴，又如同在比利时国王和后面前那样行礼，即以宫廷大礼参拜达赖喇嘛。这一消息很快布会世界传开，震动了附近地区。她接着又在锡金的拉城拜访了几位修道者的驻地，声称自己曾在那里过了一段米拉日巴式的修道生活。

妮尔于1912年10月16日返回加尔各答，接着于11月中旬再度赴尼泊尔，在1个月期间参加了庆祝突迦神的节日，恢复了与那些过去曾给她写过推荐信的上层人物的联系。1913年年底，她离开加德满都而到达印度的贝拿勒斯，受到了大英帝国驻印度总督的接见，在1913年2月—11月间始终在贝拿勒斯居住。此间她又在印度过了一段修道者的生活，其后来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此。

1914年9月，当大卫-妮尔离开锡金甘托克时，欧洲爆发广第一次世界大战，她一直关心着欧洲的局势。为了准备最终赴西藏旅行，她又学会了骑马，甚至还在距西藏边境不到30公里的一个山洞中闭关，积极学习藏语。按照她的话说，她这么多年始终是在修造一条通向雪域净土西藏的大道，扫清各种障碍，创造各种条件。

1916年7月13日，妮尔夫人未经任何人允许便进入了西藏，由其义子庸登喇嘛和另一名仆人陪同，她首先希望参观宁玛巴的佛塔和扎什伦布寺，1916年7月16月到达西藏的日喀则，有幸受到了班禅喇嘛的召见。班禅鼓励她积极从事藏学研究，同时又把她介绍给其堪布厅中的所有权贵，特别是介绍给了他的母亲，班禅母亲请她居住在一尼姑庵中或另外专门为她修造一座住处，班禅则要求她作为自己的客人留在日喀则。但她还是于7月26日离开了日喀则，但在以后的数年中一直与班禅母亲保持通讯联系。

妮尔夫人又赶到了聂当，在仓隆受到了一名巫师喇嘛的接见，该喇嘛送给她一个魔符。15天之后，英国驻锡金的官吏毕尔在传教士们的怂恿下要把她驱逐到大吉岭（因为她未经英国人的许可进入了西藏，而这在当时则是英国人不能容忍的），限她于14天内到达大吉岭，否则将被强行驱逐出境。她万般无奈地于9月2日离开德钦·阿斯拉姆。她母亲实际上就是在这一天去世的，但她直到1918年1月21日才知道。毕尔罚该地区的人200卢比，因为他们帮助了妮尔。庸登出面调停，但英国只允许与官方有关者或商人进入西藏。妮尔夫人无奈于1916年9月15日到达大吉岭，又重新居住在她于1912年春季曾居住过的一幢平房中。

妮尔夫人从印度返回后又准备赴日本，向日本寄出了许多封信，主要是与铃木俊博士联系。她到达日本后希望与庸登共同居住在那里，并写信要求其丈夫菲利普赶去与她会合。然而，她那热衷于远游的天性使她在1个月后又返回锡金，于1916年10月在加尔各答接受了“佛教传法人和大学者”以及“特使”的尊号。这时期，她仍继续在法国、英国、印度和美国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和记叙文。

（本文节选自〔法〕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 著，耿昇译：《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年1月）

〔法〕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 著，耿昇译：《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