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以身许国。”

短短6个字，便是王淦昌的一生。

苦难的童年

王淦昌，六岁就被送去私塾学堂读书，九岁时，转到太仓县沙溪镇小学。

可在十三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因积劳成疾而得了肺部疾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全家人都靠哥哥王舜昌的行医和做小生意养家糊口。

母亲的过世，让他年幼的内心遭到重创，从此以后，小淦昌没有了笑颜，没有梦想，经常一声不响便是大半天。

可他在学习方面绝不会松懈，反倒更为严肃认真。那一年秋天，在姥姥和哥哥的共同支持下，他离开家乡，跟着堂哥崔雁冰来到上海浦东初级中学。

在他心里，他明白，家庭环境很苦，亲人还让他出来，这个是对他特别的关爱，也是期待他以后能有所建树，因而，他更加刻苦。

在浦东中学，对王淦昌影响最大的是数学老师周培，他是一位留学海外的数学家，他的教育理念是“融会贯通，因人施教，激励自学，启发学生思索”，课堂教学核心理念与综合实践课程紧密结合，同时课堂教学与课余活动紧密结合。

王淦昌在这样的教学方式的引导下，学习进步迅速，精神面貌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竟在中学阶段，看完了大学一年级才开设的课程《微积分》。

性格开朗好动的王淦昌，在物理学、有机化学实验课上，最开心、最活跃，也最肯动脑子。为验证自由落体运动的基本规律，他不假思索地跑到屋顶，同时扔下一个小玻璃弹珠和一个铁球，亲自验证2个不一样质量的球是不是同时着地。

当王淦昌高中毕业的时候，满怀信心地报考了上海交大，可惜的是，他并没有考上。之后，王淦昌并没有气馁，先进了一所英语专修学校补习英语，过了一年后又进了一所技工学校，学习车辆驾驶检修技术。

虽然那时，开车以及车辆维修是很吃香的行业。可他对干这一行并不是很感兴趣，他一心想着要上一所好学校。

就在这时，清华招生的消息传出，王淦昌认为这是个绝佳的好机会，下决心再次报考大学。这次考试他做足了准备，考试的过程如行云流水，仿佛考上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他只需静静地等候录取通知书。

正式进入物理学“百花园”

那一年秋季，王淦昌如愿以偿成为了第一届清华大学的本科生。到进入校园后，王淦昌才真正有了机会更深入地接触了解物理这门有意思的课程内容。

物理学对他而言，好像更有撩人灵魂的吸引力：

“我一钻入化学实验室就忘记了出来，做物理学实验的我也一直废寝忘食，日夜不停。这是因为喜欢动手实操，或者出自好奇心，又或者一种寻求知识的冲动推动着我，也许兼而有之，我自己也说不清。”

过了很多年后，王淦昌是这样描述当年的他。

那时候，年仅18岁的王淦昌，满怀“科学救国救民，奋发图强”的理想，走入了清华园。

当时的化学系的教学条件优越，上实验课过程中，王淦昌迅速展现出了他的才能。

对很多人而言，无味枯燥的化学分子元素表，他能倒背如流；针对元素和化学物质特性的实验，他也做得非常好。

“化学很有意思”，几十年后，王淦昌仍然这样认为。

可没想到，对化学偏爱的他，却在阴差阳错中，爱上了物理。

那是一堂普通的物理课，可当时的老师，却是实验物理学家叶企孙。

叶先生的课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物理世界的大门，物理学的深邃和精彩让求知欲旺盛的王淦昌被深深吸引住了。

在那个班的学生里，叶企孙一眼就从诸多学生中发现了王淦昌，毕竟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出了叶教授提出的有关伯努利方程的标准答案。这样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放学后，叶教授就把王淦昌叫到办公室，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

有了教授的激励与教导，王淦昌这位刚踏入高校的莘莘学子，也算是正式进入了实验物理学的大门。

一年后，王淦昌成为了清华物理系的学生。

他在叶先生的引导下，学业日益精进。

谁知道，在他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叶先生却是因为出国休闲度假而离开清华大学。

就在王淦昌对严师的离开深感遗憾时，又有一位良师来找他。

受到叶企孙的邀约，中国近现代物理学的先行者吴有训来到了清华大学主持了近代物理教学。

“为让学生打好基础，清华物理系，安排教普通物理的老师，全是物理学巨匠，不是吴有训教授，便是萨本栋教授……听吴有训教授授课，除了增长知识，还常感觉到一种享受。”

多年以后，已经是世界上著名物理学家的王淦昌，这样评价他的母校与老师。

吴教授曾经讲过“振动和共振现象”。上课后，他讲了一段时间，就开始做表演。

他把一根较长的绳子横贯大教室，并在等距离处垂挂一根短绳，每根短绳的长短都相同，并把一个已使用过的小号电池(作为吊物)系在上面，一共挂了8个电池。

首先顺着横线的方向推动第一节电池，第一节电池开始摆动，随后晃动慢慢变弱，而第二节电池这时开始自动晃动，之后第三节和第四节电池又慢慢地陆续晃动。

本来，简谐运动与串联谐振现象都是较难理解的概念，但经过了吴教授的解释与精彩演绎，变得通俗易懂。这堂课，让他的学生王淦昌印象深刻，课堂内容经历半个世纪仍历历在目。

也正是在吴教授的课堂上，王淦昌和同学们了解到一些有法拉第、卢瑟福、玻尔等科学家为科学牺牲的感人事迹和进取精神，并开始了自己的科学之旅。

锋芒毕露

1929年6月，王淦昌虽然从清华大学毕业了，但他并没有离开清华大学，而是留在了吴有训身旁当助教。

接受近代物理学实验工作的吴有训，也打算用同样的方式塑造、帮助王淦昌。

他为王淦昌安排了一个课题：研究清华园周围氡的强度和每日的变化。

该研究致力于全方位研究北平市周边地区气候因素对大气放射性的影响，当时中国还没有人涉足这个课题。

为得到有用资料，吴有训先生领着的王淦昌经过仔细地观察、记录、试验，掌握的很多实验数据信息，得到了北平市空中辐射照度与大气变化的基本规律。

通过这些资料与数据，他编写了清华第一篇以实验报告方式发布的论文《北京上空的放射性大气》。

后来，他为了学业能够更进一步，于是前往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成为了该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女核物理学家梅特纳。

然而，梅特纳虽然为老师，可她也有后悔的事。

1935年度的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获得者——德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他以实验确认了中子存在，因此摘取了该奖项的桂冠。（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七日，查德威克的科学研究结果发布在《自然》杂志期刊上）

五天后，约里奥一居里夫妇又发布了她们用云雾室做的实验结果，成为了查德威克实验的佐证。

然而，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荣誉戴在查德威克头顶时，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其中一位，就是王淦昌的导师——知名的核物理学家梅特纳，她被爱因斯坦称作为“我们的居里夫人”。

她十分明白查德威克所采用的方式，恰好是她的中国学生王淦昌两年前就还在向她建议的实验方法。并且她居然连续拒绝接受这一闪耀着智慧光辉的建议两次。

“很多人对约里奥一居里夫妇与科学最高奖项擦肩而过倍感遗憾。实际上，还不只是他们两人值得遗憾。

倘若梅特纳那时候充分考虑了王淦昌的建议和要求，以王淦昌孜孜不倦地研究实验物理的进取精神，对最前沿难题直接而敏锐的判断力，还有梅特纳非凡的实验才能、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优良的实验机器设备，谁又能说中子的发现，这个原子核物理新世界的大事件，与梅特纳教授和年轻的王淦昌无缘呢？

或许，诺贝尔物理奖便是这对具有创造性合作的异国师生的奖励吧！”

虽然历史未将王淦昌以及导师梅特纳的名字与中子的发现联系起来，但还是有作者将这件事记录了下来。与诺贝尔物理奖失之交臂，虽然令人遗憾，但王淦昌也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太过在意。然后，他并不知道，自己还会与其错过2次。

1934年春，刚得到博士学位的王淦昌，不顾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当时，他对导师说道：“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着自己的祖国。国难当头，我应该回去！”

回国后，王淦昌先后任教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他是一位备受学生们追捧的“娃娃教授”。

五年来，他在实验条件十分简陋的状况下，在世界各国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实验方面的论文八篇，基本上都与核物理相关。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微子如同一个幽灵，大家还不能证实它的存在。

全世界很多国家一直在努力地找寻其踪迹，可是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王淦昌深刻认识中微子实验验证的实际意义，他很明白找到中微子存在的证据对他以及祖国意味着什么，而以王淦昌的能力，他有很大把握找到那个让人魂牵梦绕的中微子，并拿出证据。

但由于各种缘故，他几乎完全失去做实验的可能。这对一个热爱物理学如同热爱生命般的科学家来说，等同扼杀了他所有的希望与梦想。但这并不代表他后悔了，反而更激发了他的热情。

他凭借他所得到的《物理评论》等杂志期刊，梳理、剖析和判断世界各地科学家在这些方面进行实验的方法、数据信息和结果，他对找寻新现象特别感兴趣。

10月13日，一篇名叫《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的文章，从中国的贵州湄潭偏僻山区地带寄到英国《物理评论》杂志期刊，文章的作者是王淦昌。

就在此文发布后的几个月，英国科学家莱纳初次用这个程序流程确认了中微子的存在。

它是人们了解神秘的宇宙的又一里程碑。

虽然这个实验被称作“王淦昌——阿伦实验”，但每一次提到它，王淦昌的内心总是会有一种深深的遗憾：为何中微子的存在，不能先在中国得到确认？

但遗憾过后，是他更有激情的研究。

1960年初，核物理研究领域传出了一则轰动世界的喜报：

由中国教授王淦昌领导的一个精英团队，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室的IOGeV质子质子同歩稳相加速器上，发现了一个通过高能丌介子与核相互影响的荷电反超子――反西格马负超子(∑一)。

在实验中第一次发现了荷电反超子。它是自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室创立至今，在国际上得到普遍认同的一项重要的科学成果，也是自LOMV质子同歩稳相加速器发展史上获得的最重要成果。该方式丰富了反粒子的知识，弥补了粒子—-反粒子子表的空白，并在理论上进一步证实了任何粒子都是有反粒子的推测。

而在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之前，王淦昌于1956年秋，作为中国科学家的代表，到苏联任高级研究员，任职部门是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室，从事高能实验物理研究。

当时，他们面临着不容乐观的科学竞争。

在此之前，基本粒子研究经常出现新的突破。

1955年美国人发现了反质子，两年后又发现了反中子。

1956年，美籍华裔李政道、杨振宁等发现了关于弱相互作用的宇称不守恒基本原理，没多久后，又有美籍华裔吴健雄等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实验证实。自此，美国史上又有弱相互作用基础理论的调整。

同时，加速器能量慢慢提高的趋势，也要求王淦昌以及所带领的团队，借助研究所的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仍有几年的相对优势，从而获得一定的成就。

王淦昌以敏锐的科学判断，坚决将找寻奇特粒子，包括各种各样超子的反粒子，作为团队的主要的研究方向。

在研究过程中，王淦昌以及领导的课题组把握住了每一个关键点，先后收集了近十万张LO气泡的照片，并细心扫描。

在检查全过程中，王淦昌要求课题组的每一位组员，都需要留意任何可能发现的关键性线索。

1959年3月9日，大家一直在细心察看，一个苏联实验员拿来一张底片给王淦昌，他说上边的印痕很像王淦昌不断提醒大家的衰变案例。

见到底片，王淦昌变得异常兴奋，历经测算，一个振奋人心的结果出现了：这是一个十分详细的反超子“产生”事例。组员们的双眼睁得大大的，真是难以相信这个奇迹的诞生。现如今，全世界第一张关于反西格马负超子事例的图片就展现在他们眼前。

几个月后，中国的《人民日报》、苏联的《真理报》都把这个信息传遍了世界各地，王淦昌团队的工作，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称赞。

王淦昌、丁大钊、王祝翔各自获1956-1980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当时人们纷纷猜测，成果如此突出，王淦昌这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正在此时，他突然间“消失”了，而且一“消失”就是17年。也因此，他与诺贝尔再次擦身而过。

埋名多年

1964年1月16日，是中国人民永生难忘的日子。

在中国西部地区，这一天，一片极为庞大的像蘑菇一样的云朵，升腾到晴空万里的天上。这个消息以最快速度传遍中国，刹那间举国欢腾，中国首度核爆炸取得成功。

时至今日，当人们穿越时空隧道，找寻当初实现梦想的英雄时，人们在功臣中看到了王淦昌的名字。

1961年，王淦昌进入了中国原子弹研发队伍。

王淦昌刚从苏联归国那年春天，还在北京市南郊核能研究室着手建造加速器时，受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杰的约请。

王淦昌走入刘杰的会议室时，就见到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室所长，他的老友钱三强。

王淦昌一坐下，刘杰就直截了当地说：“今日请您来，是要您再做一件事，与杜布纳的具体情况完全不一样，是希望你参加领导战略核武器――原子弹的研制！”

刘杰停顿了一会儿，又说：“某些人卡我们，说我们十年二十年也想造一颗原子弹，我们离不开这些人的支援。因此我们得争一口气。”

之后，刘杰把中央的决定转达给王淦昌，以及从美国归国的科学家彭桓武，要求他们三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室报到。

王淦昌明白，党中央的决定对他来说，意味着他要放弃自己早已获得巨大成就的研究工作，转至不熟悉的领域，还需要隐藏个人身份。

可他不仅没有犹豫，反而心潮澎湃，欣然接受这一决定。

数十年的追求，难道说不就是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吗？

百感交集的王淦昌，只讲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第二天，王淦昌迈进核武器研究室大门口。

从那以后，他改名字为王京，加入了不为人知的英雄团队，开始了新中国的核研究事业。

他的身影经常会出现在进行爆轰物理实验的长城附近靶场。他与另一位负责人郭永怀则亲自具体指导试验元器件的设计方案，指挥安装测试电缆等线路以及设备。他每一年都要组织上千个试验元器件的爆轰试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研究进展迅速：

爆轰物理实验获得重大进展；

摸索到理论计算的基本规律；

引爆设备的开发进展迅速；

在核武器研发道路上出现的一个又一个阻碍，是在王淦昌以及老战友们的齐心协力下被一一铲除。

1963年春，中国核工业先行者们挥军西进，在中国西部云贵高原和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最深处，开始了一场试射原子弹的攻坚战。

在这个团队中，年已半百的王淦昌一直走在前面。

科学研究基地坐落于海拔高度3200米左右的云贵高原，日常生活、工作条件异常的艰难，严寒，氧气不足，水不能烧开，饭蒸不熟，人要承受缺氧的折磨。

面对这一切，王淦昌毫不在意。

他始终坚持深入生产车间、实验室、实验场，对每一项技术应用、每一材料、每一次实验的提前准备，都一一过问、严格监督，以保证实验工作万无一失。

那振奋人心的时刻最终来临了。

1964年10月13日下午3点，随着一声“点火”的指令，一颗庞大的火球从一望无际的沙漠空中腾空而起，轰隆的轰鸣声在宣布：中国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望着天空硕大的蘑菇云，王淦昌喃喃自语地说：“胜利了，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泪水不由自主夺眶而出。他为中华民族而感到自豪，他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

就在整个国家仍沉浸在极度的快乐与兴奋中时，王淦昌和他的战友们又奔赴了新的征程。

1967年6月17日，仅隔2年零八个月，我国的第一颗氢弹再度爆炸成功。

中国仅用了9年的时光撑起了一片乾坤，就使自己跻身全球核技术先进国家之列。

没来得及停下来休息，新的目标又在等待王淦昌和他的战友们：地下核试验开始了，王淦昌再一次日以继夜地努力工作。

虽然受“动乱年代”的影响，增加了工作的难度系数，但工作上，王淦昌经常是夜以继日，有时候还要背着氧气袋努力工作。

1969年9月23日，我国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

之后，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地下核试验。

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取得胜利，凝结了王淦昌不计其数的心血。

大家都还记得，当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接近尾声时，王淦昌坚持要亲自入洞作最后的现场查验。那时候地洞的回填工作早已到了尾声，许多地段只能爬行，光线很差。

不顾人们的劝说，王淦昌坚持入洞，在认真仔细看完每一个试验设备的最后准备后，他才令人满意地说：“现在我可以安心了。”

为了中国的“两弹”事业，从1961年到1978年，王淦昌心甘情愿隐姓埋名17年，他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安危，奉献了所有的才智和精力。

到了老年后，王淦昌仍然坚守在核技术科学研究的最前沿，为人们和平利用核能奉献自己的才智。因为他与一些科学家的支持，中国现有三座核电厂动工建设或建成投产。

王淦昌常劝诫学生：“罗马不是一夜建成的。”

而大家却看到王淦昌是如何一步步，在他的一生中，建成了属于他的“罗马帝国”。

王淦昌曾说，自己的愿望是想看到祖国的强大，看到人民百姓能够过着更好的生活。所以，他不计得失，心甘情愿隐姓埋名，一心为国。他用一生所学和一腔报国赤诚履行着“以身许国”的誓言。这样的科学家，值得我们学习与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