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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当初的设想或者愿望多么美好，不尊重规律，往往只能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昨天看到篇文章，说浙江对学生暑假补课的举报之风已走向疯魔。近一个月来，浙江投诉网站对补课的投诉达160多件，而“双减”之前的2020年同期还不到100件。

这篇文章说：有人带着无人机跑遍大半个浙江，就是为拍照取证然后举报；有人一口气列举了杭州的10个小区，里面有不少培训机构的老师以个人名义租房补课，一节课收费从过去的100元左右涨到了600-900元；为补课打掩护的旗号也五花八门，高端家政、研学旅行，连培训打篮球的都在补文化课。

这事看起来很魔幻，但背后的逻辑却非常清晰。

为了便于分析，先把问题简化一下，假设只有A和B两个人在竞争，他们都面临着要不要补课的选择。这就是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问题。

A和B两个人的选择，有可能形成4种组合：都补课、都不补课、A补课B不补课、A不补课B补课。

都补课大家都累，但竞争情况没有改变，各得1分；都不补课，大家都轻松，竞争情况也没改变，各得2分；A补课B不补课，A竞争力上升得3分，B竞争力下降得0分；反过来，A不补课B补课情况类似。

这样，就得到了下面的这个表格。

补课问题的“囚徒困境”博弈

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推出“双减”政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大家都不补课，也就是上表中（2，2）的情况。这样既不损害谁的利益，又能让大家不要弄得那么内卷。

从经济学上讲，政策制定者是想寻求帕累托最优。也就是在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每个人各自的利益，都实现了最大化（无法继续优化）。

理想中的“帕累托最优”

但这种理想情况往往很难变成现实。因为在现实中，无法保证每一个人都遵守规则，只要有人不遵守，就会对其他遵守规则的人造成伤害。

所以，帕累托最优是非常脆弱和不稳定的。可能政策刚推出的时候，能收到一阵子效果，时间稍长，往往就是另一番景象。

继续对第一个表格进行分析。

比如说A，他的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不知道B会怎么选择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A会想：如果B补课，我肯定要跟上，否则我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如果B不补课，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考虑，我还是要选择补课，因为这样我就能获得竞争优势。

所以，无论对方如何选择，A的选择都是去补课。这种不管对方如何选择，自己都会选定的策略，叫支配性策略。

反过来，B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现实中，最后出现的情况往往是（1,1）。

现实中的“纳什均衡”

这种情况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纳什均衡。对于局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即使是知道了对方的策略，也没有动力去改变自己的策略，因为现有策略对他来说就是最优选择。

每个人都不想改变自己的策略，意味着纳什均衡一旦达成，就会比较稳定，不容易打破。

举报的人应该是不甘心接受纳什均衡，不过，只要中高考的指挥棒还在，这种局面就很难从根本上改变。

有人找出了2013年8月底的报道，发现当年浙江省教育厅接到的对暑期补课的举报更是高达1600多件。

2013年8月底对浙江暑期补课举报的报道

10年间举报数量暴跌了90%，是暑期补课的现象变少了，还是大家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

如果用行政命令强行打破这种局面，会出现什么情况？

不妨参考一下当年美国的禁酒令实施后的情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国会以“经济、效率和道德”为由通过宪法第18修正案，并在1919年获得大多数州的批准，推行禁酒令。1920年1月《沃尔斯特法令》在一片欢呼声中生效，将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统统列为非法。

丘吉尔说：“如果你摧毁了一个自由市场，你将创造出一个黑市。”

禁酒令取缔了酒的正常交易，但不能取缔人们对酒的需求。禁酒令生效前一天，路上的运酒车络绎不绝，大家都在忙着存酒。

禁酒令在美国创造出了一个新酒品类：私酒。各种走私酒、私酿酒大量涌现填补市场空缺。

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不是跟培训机构的老师以个人名义租房补课，打着高端家政、研学旅行、篮球培训等旗号，行补课之实的事很像？

1917年，美国女性举行禁酒游行

以前酒是商品，现在酒是违禁品。对于私酒贩子来说，卖高度烈酒违法，卖啤酒和葡萄酒也违法，那为什么不只卖利润高、价格高的杜松子酒和威士忌呢？这样赚的钱更多啊。

这样看来，补一节课的收费从过去的100元左右涨到了600-900元，是不是也不难理解了？

禁酒令的恶果：私酒、黑帮与犯罪

一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对禁酒令的执行是非常积极的，但因为私酒的地下产业链太过庞大、牵涉面太广，导致执法难度过大。

曾任纽约市长的拉加第就表示：“单是在纽约一地，要切实执行禁酒法令，需要动员的警力便高达25万名”。

相比之下，查处暑期补课也不轻松。化整为零式的补课行为，本就不容易发现，还需要确认是有偿补课，取证更加困难。所以，举报人才要大费周章，带着无人机跑遍大半个浙江去取证。

当年美国禁酒令引发的问题远不止于此。

酒从商品变成了违禁品，也就意味着私酒的质量彻底失去了监控，卫生问题、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据说，鸡尾酒也是因为要掩盖私酒低劣的口味而在那个时候大行其道的。

私酒的高额利润，让黑帮看到了商机。在联邦调查局的严厉查处下，私酒贩子也需要寻找黑帮庇护。于是，黑帮崛起。他们不仅严重影响社会治安，还想尽办法腐蚀执法人员，造成司法腐败。

当局试图遏制黑帮犯罪，以失败告终

此外，禁酒令不仅导致酒类税收彻底消失，还因为原本合法的产业链被取缔，影响和冲击着上下游环节，比如粮食销售等，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带来不小的经济问题和就业压力。

于是，本意是要改善社会治安、提升经济、效率和道德水平的禁酒令，彻底走向了反面，成了大多数人都反对的东西。

1932年，罗斯福在竞选总统时，就把取消禁酒令作为他的一个竞选纲领。1933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21修正案，废除第18修正案，禁酒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1933年，美国女性在反禁酒令游行中

不光美国禁酒令草草收场，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开始在前苏联实施的禁酒令，也以失败告终。

它引发的问题与美国如出一辙：黑市涌现、假酒泛滥，治安恶化、黑帮兴起，税收锐减、就业困难……

这就是行政命令强行干预市场的恶果。不管当初的设想或者愿望多么美好，不尊重规律，往往只能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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