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风汉唐归来红德智库，汉唐归来红德智库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在日本备受尊崇，被印在面值最大的一万元纸币上。但中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被日本人捧上神坛的福泽谕吉可以称得上是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是日本侵华的元凶之一。他不仅大肆鼓吹侵华，还提出了具体战略。在研究中国历史后，福泽谕吉发现，中国陷于分裂之时若东西对峙，一般西可胜东；若南北对峙，一般北可胜南。发现这一规律后，福泽谕吉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立即提出了先占据中国西北再征服中国的战略构想。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兵分两路：一路有平津南下河北，一路则向西进攻山西，意图攻取陕西占据中国大西北，实现福泽谕吉的战略构想。但八年抗战，在抗日将士的拼死奋战下，日军连黄河都没有渡过去。直到战败投降之时，日军都在望河兴叹，福泽谕吉在书中发现的战略构想也仅存书中了。退一万步讲，即使中国军人没能守住黄河，日军占了陕西，他们就能征服中国吗？一样的异想天开，所谓西胜东、南胜北只是表面现象，真正决定战争走向的是人。抗日战争时期是如此，古代中国也是如此。

西晋衣冠南渡以前，中国南方地区未得到开发，一统天下之战多在北方展开，多东西之战，江南完全是在打酱油。比如秦灭六国、楚汉之争、刘秀统一天下都是北方在大乱斗，江南毫无存在感。

衣冠南渡

三国之时，孙氏虽据守江东，立国五十余年。但孙吴当时有价值的国土只集中在狭长的沿江一线，国力比曹魏差得太远。后世偏安江南政权大多以淮河为界，有些甚至可以北伐收复洛阳、长安、开封，把边界前推至黄河一线。而孙吴连合肥都拿不下，边界线几乎是贴着长江，足以说明孙吴国力之弱。要不是有天府之国的蜀汉分散压力，孙吴根本无法与曹魏相抗衡。所以中国历史大致可以以衣冠南渡为分界点，衣冠南渡之前，统一之战为东西之争，衣冠南渡之后，统一之战为南北之争。

三国鼎立

在中国北方，东部经济优于西部，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在古代，东部地区广阔的大河平原比多山的西部更利于农业发展。而且东部地区离比方游牧民族更远，可以安心地发展生产。若以经济实力而言，东部地区胜于西部。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地势西高东低，且西部有山塞之险，如函谷关、太行山等，十分不利于东部向西仰攻。因此东西对峙时，自然因素有一定影响，但还起不到决定作用。

战国末期，西秦东齐两强并立，秦昭襄王想想称帝都要拉上齐湣王一起。但到秦王政时，秦国只用十年就陆续灭掉六国。而齐王建对此无动于衷，坐看秦国吞并他国，最后轮到自己了就不战而降，没有一点大国、强国的模样。到国灭之时，齐国经济实力都不弱于秦，齐国之败不是败在国家实力上，而是人不行。

秦国强盛离不开商鞅变法，甚至可以说秦国的国力就是商鞅变法变出来的。而齐国的强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不仅有肥沃良田，更有鱼盐之利，商业十分繁荣。然而与秦国将全部国力倾注于开疆拓土不同，齐国的财富更多地用在了个人挥霍上。衣服比秦国的华丽、房子比秦国的高大、饭食也比秦国的丰盛，可唯独在战力上没有秦国强大。不是齐国人长得不强壮，而是骨子里没有血性，已经完全被富庶的生活腐蚀了。秦为虎狼、齐为绵羊，怎能不败？

楚汉之争时，刘邦、项羽在成皋、荥阳一带对峙长达四年之久，最终刘邦一统天下，再一次西胜东。但刘邦是胜在用人上，而非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无论在知人善任，还是统筹全局，刘邦都完胜项羽。更何况项羽恢复分封，逆历史潮流而动，失败已是必然。

新朝末年，刘秀崛起于河北，西进讨平关中赤眉军、陇右隗嚣。东汉末年，曹操击败袁绍以后西进关陇击败马超、韩遂。这两次都是东胜西，也都是人的问题。

北魏末年，西魏宇文泰和东魏高欢以潼关为界，再次东西对战。对战初期，东魏军力、国力数倍于西魏。宇文泰依托关陇汉人实行汉化政策，建立了以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为首的府兵制，逆转了东强西弱的不利局势。到宇文泰之子、北周武帝宇文邕时，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没收寺院大量地产，强迫大量僧尼还俗，使国家控制的土地和人口猛增，国力甩开北齐几条街。而高欢手下都是鲜卑胡人，治国也是用胡人野蛮落后的管理方式，胡汉矛盾极其严重。广大汉人臣民犹如胡人畜生，被胡人随意地抢掠屠杀，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得到百姓拥护？又怎能长久？高欢之子高洋称帝建北齐时，北齐佛教势力侵吞大量地产和人口，严重程度丝毫不弱于北周。但高洋及之后的北齐皇帝都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坐看国家崩毁。北周胜北齐是十足的人为因素，跟东、西地域没什么太大关系。

东魏、西魏对立

衣冠南渡后，大量北方人南迁，南方经济实力迅速发展，南北对峙开始取代东西对峙。司马睿建立东晋时，北方五胡乱战，是北伐的有利时机，以祖逖为首的北方流民希望打回家乡去。但司马睿只象征性地拨予千人粮饷、三千匹布帛。即使如此，祖逖也收复了黄河以南地区。但祖逖死后，后赵石勒统一北方大部，东晋又不支持北伐，黄河以南大片地区再次失陷。

东晋是门阀政治，门阀世族与底层人民严重脱节。南渡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北方世族与义兴周氏、吴郡顾氏等江东世族妥协之后平分江南之地。这些人一安家江南就乐不思蜀了，根本没有北伐的意愿。但底层流民不一样，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家族势力，渡江之后难以立足。更为重要的是门阀世族们不让他们渡江，怕大量涌入的流民会造成动乱，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所以大量流民被阻滞在江北，这些流民没办法就推举有勇力、有威望的人做统帅，聚众自守，并希望朝廷支持他们北伐。但门阀世族不但不支持北伐，对流民武装还打压防范，苏峻、祖约（祖逖之弟）之乱就是门阀世族与流民武装矛盾激化的结果。谢安任相后，一改之前打压江北流民的政策，将流民武装编练为北府军，这才缓和了矛盾。

东晋末年，北府军出身的刘裕趁前秦灭亡、北方再次大乱之机大举北伐，一度收复长安。但刘裕的北伐只是为篡位刷功绩，当留守建康的心腹刘穆之去世后，刘裕担心有变，火速回师南下，仅留1万人留守关中，很快又被大夏赫连勃勃夺取。刘裕称帝后，曾准备再次北伐，然天不假时日，未及发兵，刘裕就病故了。宋文帝即位后，继承父志，三次北伐。但此时北魏已经统一北方，南北实力不相上下，谁也灭不了谁。宋文帝本人又军事水平捉急，草草北伐，落得惨败结局。

刘裕北伐

北魏末年，东西魏分裂，本是天赐南朝的北伐良机。可梁武帝晚节不保，大力崇佛，耗空了国力，又招来侯景之乱。结果不但北伐不成，还被北周夺去了巴蜀和荆州。陈朝建立后，南朝在荆州和扬州两个方面受到北朝夹击，难以北伐。不过北朝要想平定江南也没那么容易，是陈后主荒政误国，才给了隋文帝统一天下的机会。

隋灭南陈以后，北方灭南方之事不断重演，宋灭南唐、蒙古灭南宋、清灭南明。对此有人将其解释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方兵战力不如北方。在某些历史时期内，南方人确实不如北方人，不过不是在战力上，而是在精神上。南方经济繁荣，文娱风行，与富足安定的蜀地一样，是偏安的好地方。这种社会环境之下，死于安乐是大概率事件。

南宋岳飞之死，让无数后人为之愤怒、痛惜。过去的史家为尊者讳，让秦桧替宋高宗背了黑锅。现在人多认为是宋高宗指使秦桧害死了岳飞，但如果当时南宋上上下下同仇敌忾要北伐中原，就算是借宋高宗一万个胆，他也不敢叫停北伐、杀害岳飞。皇帝高高在上不假，但不是为所欲为的，一旦失去民心，他什么都不是。若是当时朝堂上有一半的朝臣站出来主战，宋高宗都要做出妥协。岳飞被害就是因为安居南方的宋人都不愿意北伐，不愿意为北伐出钱出力。力主北伐的岳飞、韩世忠等人都是北方人，岳家军的主力也是北方抗金义军。杀死岳飞的是秦桧、是宋高宗、更是千千万万一心偏安南宋臣民。

南宋偏安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江左士人依旧宴游于秦淮河畔。清军入关后，这些人平日里高谈阔论，慷慨激昂。可一转身就投靠了清朝，吴梅村、龚鼎孳、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大家，为江左士人领袖，全部投靠了清朝。钱谦益想跳水殉国，却闹出水太凉的笑话，还不如弱女子柳如是刚烈。

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所谓北胜南还是人的问题，不是地理位置。当南方人雄壮之时，一样可以战胜北方。明灭元朝就是一个例子。近代以来“无湘不成军”、“无川不成军”更是举国公认的事实，国民革命军北伐也是一个南胜北的例子。总之，无论东西南北，地理环境对战争有一定影响，但决定因素还是人。

回到开头，福泽谕吉所看到表面现象就以为看穿了一切，这样的人再日本并不少，学习表面，忽视内涵几乎是日本的痼疾。大化革新时，日本人把长安城都照搬了过去，但却没有学到儒家文化的内涵，一直未能摆脱野蛮。明治维新时，日本建立第一所海军学校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时，连建筑用的红砖都是漂洋过海从英国买来。但英国的君主立宪、议会政治，这些最根本的东西日本都没有学到。最终军国主义上台，狂妄的发动战争，把日本带进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