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护理痴呆母亲已经持续了九年，每月护理费，包括往返新干线的交通费都是15万日元。这是日本一位50多岁企业董事几乎所有精力都花在繁忙工作和老人护理上的故事。她感叹道，“四面楚歌，如今走投无路”。

“对待遇到困难的人，要像服侍父母一样对待。”

北泽由里（化名）穿着假日休闲装，眸子里透露出意志力。她不经意素朴的笑容里浮现出质朴的个性。她在一家服务中介担任公司高管。公司经营范围主要针对客户需求提供援助性服务，如海外旅行中受伤或生病时，为客人提供如医疗机构转诊、就诊安排和口译等紧急援助服务。其他还包括礼宾服务，如海外餐厅预订等帮助客人享受更多的海外旅行。因此日本国内保险客户或信用卡持有人无论身处何处，只要遇到麻烦或需要帮助时，都会给予援助支持。这个行业虽然在日本认知度很低，但在欧美早已是司空见惯。

北泽毫不掩饰自己对职业的自豪感。“这是一份对社会有高度贡献的工作；我更希望为提高行业在公众的辨识度站台，而不是炫耀自己的成功或收入。公司的前任社长教导我们：今后有遇到麻烦的人，一定要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对待他们；希望公司成为民间的大使馆。”

五十岁以后的日子几乎完全被远距离护理所占据

北泽30多岁留学英国时得到的这份工作。45岁后回到日本现在的公司，秉承一直以来的信念干到现在。较过去，回日本担任了主管和经理的管理职务，在现场需要面对各种情况做出指挥判断。而如今升任董事，她感到一种无法站在一线的郁闷和沮丧。也正由于目前的工作没有那么紧迫性，可以让她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能够照顾自己的母亲。可以说50岁以后，北泽几乎所有精力都花在了远距离护理独自住在大阪的母亲身上。“如今母亲已92岁高龄，九年前我不曾想到会持续这么久。”

83岁母亲因骨折住院两个月，护理级别为5

北泽开始回忆这九年发生的事并娓娓道来，当时她母亲已经83岁了。“一个周六，母亲准备出门倒垃圾，不想在家门口摔倒，摔断了股骨（大腿骨折）。事后她母亲才记起'星期六不是倒垃圾的日子'， 或许她母亲痴呆就从那时开始。由此也开启了北泽漫长的护理生涯。

她母亲骨折手术住院两个月，出院时被认定为“护理级别5”。她母亲出院后，北泽回家看了看情况，决定仍在外单独住；然而一个月后她母亲在家里扭伤了臀部，腰部受压性骨折又再次住院。

“医院的社工建议护理级别达到5的程度可立即申请护理服务，并引荐了护理计划中心并安排了诸如房间加装扶手等家庭看护服务。除非有必要，否则不可能知道护理计划是些什么；更何况护理体系本身的内容，这对我而言都是闻所未闻的第一次。”北泽说到，“与中心负责人协商后，母亲的护理计划是每周三次，上午和下午由护工、每周一次的探视由护士上门的周三日日程。护理主要以居家护理为中心，但建立了观测体系，每天有人会检查母亲起居状况，如换衣服、吃饭辅助等。周末，北泽从东京到大阪与母亲在家过周末”。

强烈抵触进老人院

“围绕母亲的护理体系搭建起来后，母亲出现了肢体性意识障碍和幻听，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大脑海马萎缩，阿尔茨海默氏症型的痴呆被确认。由于意识障碍突然明显，就和中心的负责人商量送母亲进护理院。虽然幸运地得到了空床，但母亲面显难色并强烈抵制，因此放弃了，继续维持过去同样的生活。起初去医院就医，是搭乘出租车把母亲带到现场；但候诊室拥挤嘈杂，这对腰部有压迫性骨折的母亲来说太难了，所以后来都是由北泽代理去医院问诊检查。

九年间每个周末都回大阪的老家

从护理开始九年时间里，北泽每个周末都往返于东京和大阪之间，工作的同时持续远程护理。“下班后，我星期五晚上离开东京，午夜12点回到我父母家，星期天晚上8点半坐新干线回东京的家，已是深夜。周末在大阪一直照顾着母亲的同时，还会做些平时的备菜；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得到了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有孩子则办不到。在疫情之前，我经常出差去国外；周六日被迫在东京和大阪之间过着两地生活照顾母亲。周一从关东机场飞到海外分公司，周五飞回关东机场回到大阪父母的家。”

不知是否因为北泽成功地创造每周与母亲共度周末的生活节奏。她母亲的痴呆不仅没有进展，反而有改善的趋势。“神经科医生告诉我，母亲痴呆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与我每周规律地陪伴母亲生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活节奏有关。”后来全球进入了新冠疫情紧急隔离状态，北泽和丈夫商量了护理的安排。“我丈夫说，既然母亲没有进一步恶化是得益于我每周的陪伴，那好吧，疫情期间继续这样做吧。所以当时新干线车厢里许多时候只有我一人。九年来我只病倒过一次，我丈夫替我去了大阪做了配菜。”

一个平日的早上，母亲独自倒在家里

然而，设法维系的良好节奏规律并没能维持多久。由于母亲平日的早上连续两次在家中昏倒，因此很难再居家护理，于是决定转向住宿型多功能护理院。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住在护理院，管饭和协助洗澡；周六周日接送回家和北泽一起过。

后来，被诊断出癌症并送进医院住院治疗。因此才得以有时间在周六的东京接受笔者采访。“疫情期间，母亲住院我无法探视；总担心母亲认知力下降了怎么办，终于在上周进医院见到了母亲。母亲说：你还好吗？人老了就是会这样的。我一切都很好，没什么 大毛病的话可以继续这样活下去。”

每月花费15万日元

然而，最难的是护理产生的巨大成本。仅新干线费用就高达每月10万日元；母亲最喜欢吃的水果、做配菜的材料费等，每次3000日元。加之北泽在大阪那边生活的费用以及父母家的水电费（一直由北泽支付）。“大概护理费用每月是13万，加上水电费的话，每月大约是15万。母亲每月领取6万元抚恤金，但护理院每月需要支付15万日元。伙食住宿费不能从护理保险中扣除，所以一切都是自费。曾向政府申请过补助，回复是私营护理院不符合扣除条件。如此大手笔的花费，我丈夫所口里不说不等于没想法。 只是因为我自己挣着钱。”

住宿和伙食是人生存所必需的，为什么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要由个人全权负担？这不得不质疑国家养老福祉机构，因为无法指望得到国家的支持和援助。那么个人该怎么办呢？现在北泽努力到处在网上找兼职试图多赚些钱。“这不是开玩笑，我必须设法赚点零钱。因为东京的家是租的，还得不断续费。”

我是唯一能照顾我母亲的人，不想让自己留下遗憾

尽管现在的家庭收入作为夫妇两人生活绰绰有余，北泽却断言，她经济上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如此的护理花费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夫妻的晚年根本顾不上。我没想到会这样，真不知道。可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可以减少回大阪的次数；更不忍心母亲活着的时候出售祖屋。我虽然有个弟弟，但他病得很重，身体残障无法自由活动。既然我是唯一能够照顾母亲的人，不想让自己留下遗憾。”嘴里说着已经四面楚歌却仍然一副打不死的小强面容，北泽说到。

“因为不喜欢移动工具氛围不舒适，所以新干线我会提前一个月买好指定席位，这样可以在固定座位上为平板电脑和手机充电，听我喜欢的音乐，读电子书或邮件。这样路上的时间完全属于自己，可以尽可能地沉浸在我喜欢的事情上，如听音乐和下象棋。 因此，从没感到过无聊。”

这样的北泽无论环境怎样都不会屈服而随波逐流，不轻言放弃而好好爱惜自己。 反映出她绝不气馁的強韧柔韧力。

如果不拔掉一点紧张感，人会垮的

“护理就是在一日一日不知不觉地陪伴中一点点累积而成的。如苹果剥好皮递给母亲，‘我不吃苹果‘被拒绝退回来，‘是你想吃吧，带回家吃去吧。‘以为母亲痴呆症说的话，但语气又如此肯定真是令人气急败坏，不好好发泄一下自己担心会垮。”

于是北泽答应接受了采访。“我想见愿意听我说话的人，只是坚持到现在不想让自己后悔。”北泽平静地谈到。这个持续护理已92岁高龄的母亲的50多岁的企业高管，提到了自己70岁时想实现的理想，是能在有生之年一直从事现在的工作。那么，她30多岁时在英国留学发现的“值得一生工作”的魅力在哪儿呢？

三年培训期

北泽人生重要转折点是凭借招聘广告独自前往英国应聘。“短大毕业后，我在日本一家旅行社工作了十多年。期间公司不如自己的人都升了职，不甘心的我感到很沮丧，觉得继续呆在这里会感到羞愧，想着换一个环境不知会怎样，于是去了英国。就职日本旅行社在英国的子公司，做旅游团接线员。因为很小就喜欢英语，从初中开始听NHK的广播英语，所以自信自己能行，上岗后前景十分可观。虽说是想改变环境才来到了另一个国家，但工作仍是日本工作的延伸；不过由于服务公司三年而获得了工作签证，且三年完全是我学习语言和提高实际技能的“培训”期。

与同事约会一个月后闪婚

然而在这家公司更大的惊喜是婚姻。对象是年龄大些的同事，也是日本人；两人相遇一个月后就闪婚了。“父母十分惊讶。我讨厌同居，觉得有了恋爱经验结婚也无妨，对方和我同时回日本时登记结婚了。若不行就散伙，别无选择。”北泽性格干脆，觉得若失败了就认怂，归于自己眼光不好。如此利落的北泽，这段婚姻却一直到现在都支持着她的工作和护理。

“从一开始我就一门心思赚钱，我觉得好的，我丈夫也从不感到排斥；我丈夫单身时间很长，所以家务活很利落，完全不需要我插手。当时我以为我不会再结婚了，所以对选择这样的我的丈夫，我只有满满的感激之情。我们互相安慰对方：能够保护彼此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婚后从未吵过架，过着亲密的婚姻生活。”

满足一生的工作

“我丈夫在英国获得了永久居留权，所以结婚的同时，我也拿到永久居留权。于是可以跳槽换工作而遇到了自己一生钟爱的援助服务工作。这种援助服务的职责是帮助在海外生病或受伤的客人随时提供各种服务，以便能够放心地获得医疗及各种礼宾服务，如预订餐厅和购物支援等，以便客人能更好地享受海外旅行。”

“起初，我以为是信用卡公司的子公司所以去面试了，进公司后逐渐意识到原来世界上还可以提供这样一套服务机制。”北泽应聘的是主管职位，这不是执行指令的工作；需要上岗第一天就要求管理者思维做事。后来被突然要求参加经理升级考试，结果失败了；于是她分析了失败的原因，接受了雇佣法规培训，知道了如何应考，于是第二次通过了考试，成为了一名经理。

在英国由多国人共同工作和处理不同国家事务时，北泽通过工作掌握到必需根据各国文化民俗的差异，灵活应对的重要性。后来回到日本后，在英国工作的经历帮到了她。虽然日本国内有自己的国情，但底层逻辑不变的。

我想提高社会对这份工作的认知度

北泽现在所在的公司总部设在东京。前任社长过去经常到访英国分公司，所以对北泽说，“回到日本时一定来东京总部就职。”结婚十年后，北泽父亲去世剩下她母亲独自一人，这对夫妇决定回到日本。当时北泽已45岁了，也曾考虑过在其母亲身边工作，但为了继续做同样的工作，决定在东京总部工作。

在东京总部，北泽对工作的想法没有改变。一直希望社会能更多地了解援助工作对社会的重要贡献。“如果身边有遇到麻烦的人，请像对待父母一样对待他们”“想成为民间的大使馆”。前任社长的话仍然刻在北泽的记忆深处。“我们工作中最重的案例是，一位客户病情严重无法自行返回日本，在飞机上完全不能摘下呼吸机，所以安排了包机和飞行护士，一刻儿也不敢放松。有客人回到日本家中大约两个星期后去世，能最后安全回到日本我们感到很欣慰。”

同一个事情也没有相同的模式

2011年2月，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前，北泽提到了新西兰发生的大地震。

“当时留学生和游客牺牲了不少，原本都是通过长途电话联络安排的；但想到这次不亲自到达现场的话恐怕不行。于是派人飞过去和大使馆人员一起处理：照顾安抚遇难者家属，应对记者等媒体报道，还必须顾及各方心理。其实真的有必要做这么多吗？记得一位老员工对我说，'凡事尽心尽力到最终'，这句话像纪念碑一样刻在心里让我感到自豪。”

所有工作的大事小事，与过去相对应的记录都被整齐地保留下来。时至今日北泽回忆起过去的记录，还热泪盈眶地说“当时真的很难，大家都哭了”。

北泽不仅服务离开日本去国外的日本人，还服务那些远道而来到日本的外国人。“如果外国人来日本受伤，有语言问题，我都会照顾安排他们治疗和住院，并为海外保险的患者提供付款支持。”

最有权威的时候是一对一单独谈话

“我的下属大部分都是女性，记忆里没因下属费过神，最有权威的时候是一对一单独面谈。“当下属与客户发生纠纷时，我先会亲自去客户那里道歉，然后每次回来都花时间与他们单独面谈反省工作。每个下属因个性关系，必须看清楚对方是需要敲屁股才能点醒的人，还是骄傲自居必须挫下锐气的人。有时候被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牵绊，下属会在我办公室附近打转欲言又止时，我很珍惜下属在自己身边的距离感。”

我想一直工作到70岁

很快60岁的北泽在不断提高行业辨识度的同时，希望能一直工作到70多岁。当然这与北泽当下所感受到的“四面楚歌”不无关系。

“我丈夫的退休金不多，一旦我赚不了钱倒下，丈夫也会一起倒下，母亲将无法继续照顾。这不仅仅是为了有收入，援助工作本身不同于人工智能和系统可以完成的工作，需要人手安排沟通。行业也经历了新冠疫情的洗礼，但这是我选择的工作，我想珍惜公司稳固的根基并把它传给下一代。用一个70多岁还在一线奋战的老前辈的话结尾吧：请大家头脑冷静地干下去吧，我只要脑袋还能动，就一直会干下去”。